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不错的小程序定制开发公司，具体哪家靠谱，可以参考以下几点：
1、适合自己的，根据你的功能需求寻找合适的，目前已经有很多现成的模板可以直接用，既能满足要求又可以不用定制开发少花钱。
2、看小程序的功能是否丰富，要知道做小程序是第一步，后面利用各种活动推广去发展你的用户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一个小程序的营销插件决定了你以后推广的力度。
3、小程序装修是否支持自定义装修，有些小程序装修风格比较单一，只能按照模板装修，相对于自定义拖拽式装修就单调很多。
4、产品是否成熟稳定，有没有经过市场检验，是否在持续升级中。
5、售后服务是否跟得上，后面你们肯定会遇到一些自己解决不了的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技术售后支持，如果服务跟不上只会耽误你们的工作进程。
6、价格合理、性价比高。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定制小程序平台哪家开发公司比较好
如今，不少企业都想拥有属于自己企业或产品的手机APP，但其中最困扰企业主的问题就是：开发一款手机APP到底需要多少钱？
简单点来说，要视手机APP的需求及质量而言，价位一般在几千到十几万左右，更高端的价格更高。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请继续往下看吧。
一、APP开发款式分为固定款和定制款，两者的价格均不相同
固定款：是指直接套用已有的、现成的APP固定模板，报价是固定的，所需要的功能也是固定的，缺点就是客户拿不到源代码，也不能根据企业需求进行定制，由于源代码是封装的，如果企业以后想进行功能升级或系统维护的话，也不能够实现，只能重新开发一个新的软件。
固定款的APP开发时间短，约2~3日的时间即可完成，费用大约在几千到几万之间。
定制款：定制款是指APP的功能全部重新开发，过程比较繁琐，需要美工、策划、APP开发（前台/客户端/手机端）、后台程序员等工种协同完成，大型的、功能复杂的APP甚至需要数十人的团队。
由于APP的功能和设计都是定制的，因此价格会高些。定制款的开发时间与开发价格是成正比的，开发时间长，大约在两三个月甚至不定的周期里才能完成，而费用大概在几万甚至十几万左右。
因此，想要知道开发一款手机APP需要花费多少钱，企业主首先必须把APP的详细需求和功能告知APP开发公司，开发公司才能报出一个合理的价格。
二、手机APP平台不同，制作成本也不一样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手机APP制作平台主要有两种一般包括两种系统：安卓系统（Android）和苹果系统（IOS）。
一般来说，制作苹果系统的手机APP软件费用要比安卓平台的贵一些，因为苹果公司对苹果平台的封闭性和手机APP开发语言Objective-C的难度，都让APP开发者加大了苹果系统手机APP开发的难度。
三、APP制作成本包含参与人员的工资
通常情况下，开发一款APP需要产品经理、客户端工程师、后端工程师和UI设计师各一名，这已经是制作手机APP应用软件比较精简的配置了，所以这些参与人员的工资也是包含在APP制作成本当中的。这些工作人员的月薪加起来可能都会超过4、5万元。
四、APP开发公司的所在地
需要注意的是，同样实力的APP开发公司，在不同的城市也会导致APP的成本费用高一些
小程序开发公司大都有官网的，可以去看其官网的案例，然后电话联系或者实地考察其公司，这样选择一家价格合理、实力强的小程序开发公司比较好。目前至少几千家可以做小程序开发的公司，一定选择有独家产品的公司，有相似开发案例的公司。小程序开发联系电话：******，联系QQ：******
选择小程序开发公司的时候，要看其有没有开发经验，主要看用户体验，案例最有说服力。小程序的开发公司非常的多的，自己可以多对比下选择一些技术不错的公司，也可以自己直接使用小程序开发工具一键开发。小程序开发联系电话：******，联系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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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蚂蚁舞蹈工作室吧.就我知道这个.你可以百度下~祝你好运~(^o^)/~
我们程序员在网络上做生意，别人定制程序，说好定制内容，商议完成，客户支付一半的费用，程序做完了给客户测试，测试后客户觉得没问题，在支付剩下的另一半，只要我们程序员做到了前面商议的标准，那么客户不满意也不能退钱，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好了，你要定制什么内容，我们都做到了，你不能出尔反尔，所以只要我们达到你的要求，你是不能退款的，如果我们程序员做出来的程序达不到你的要求，我们也会全额退款，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如果实在现实当中、实体店当面谈话，您只需要抵押您的身份证，不需要任何费用即可向我们定制，这是我们程序员的规定。
你想要回来很简单的，毕竟你被骗金额两万多，你看看你是通过什么给对方转账的，比如微信，那你就报警，让警察联系微信总部，查一下对方的微信实名制信息，比如对方是广东的，那你就亲自去一趟广东，到他们当地去保安，警方立马通知他们家人，缉拿归案；对方如果说被盗了，没用，微信登录会有登录地点，可达到五十米范围内，微信可以查到转账的那时候对方在什么地方，而且对方还要提现，或者转账给别人都会有记录，说真的，要抓他很简单，只是你需要跑一趟对方的家乡所在地才可以，因为如果你在你们当地报警，大多数不会帮你联系外地警方，很麻烦，所以你需要让你们当地联系微信公司，查清对方的实名制信息，然后你在到对方的家乡所在地报警，对方就算微信是买来的，那也没关系，这笔钱从哪里提款的都有记录，比如体现到银行卡，银行卡在哪个ATM提款，比如转账给别人，转给谁，查清对方的微信实名制，总之对方跑不掉，看你肯不肯找，你肯花这个经历去找，对方至少要做三年的牢！！！
李园轩/漫画
“托管”100元有10元“广告费”，介绍他人注册还能拿15%的提成！这个网络商城App上线不到5个月就吸引2300余人“投资”了960多万元。
2020年4月28日，安徽省安庆市中级法院对该案被告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6月16日，太湖县检察院向涉案公司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建立有效的公司企业监管机制，并定期对已成立公司进行检查，对其中存在的利用公司或公司信息进行违规、违法、犯罪活动等行为作出相应处理。7月8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函表示涉案公司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对辖区公司严格落实日常监管。
微信好友送来“大馅饼”
2019年2月10日，安徽省太湖县的陈女士收到同一微信群成员“成功有你”的好友申请，通过好友申请后，对方开始向她推荐“聚拍拍”App，声称这是一款网络商城App，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在给商家打广告，用户下载后注册会员即可轻松赚取“广告费”。
陈女士详细咨询后便下载了App查看，发现每一件商品除了标注具体价格外，下面只有一个“托管”选项，没有购买选项，点击后又会出现7天、14天、21天的期限选项。所选的商品到期后，商城会将钱原路返还到支付账户，并根据托管物品价格高低给予一定的“广告费”。
据App提示，一般“托管”100元有10元“广告费”。从2019年2月15日到18日，短短4天，她先后在商城中“托管”了29件商品，花了3.82万元。正当她等待领取收益时，App突然关闭了。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他们转战网络商城
太湖县公安局接到陈女士的报警后，于2月22日立案侦查。警方查到被骗的钱都进了“广州达裕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并在河南省郑州市将犯罪嫌疑人李昊和李东杉抓获。
据二人交代，他们都是“90后”。2018年7月，他俩合伙成立河南云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从事软件开发、网站建设、小程序开发等业务。创业初期，公司业绩并不理想。他们为如何能快速挣钱绞尽了脑汁。
“我之前帮人做过网络商城App，这个来钱比较快。商城App刚开始需要不断吸引客户，等客户量达到一定数量后，就可以通过App搞融资，如果融资不成还可以把App卖掉。”李昊向李东杉描述道。求财心切的两人火速开发了“聚拍拍”网络商城App，并由李昊负责技术开发维护，李东杉负责日常事务及财务管理。2018年10月，“聚拍拍”网络商城App正式上线。
为扩大“聚拍拍”的知名度，2018年12月，李东杉通过微信联系到“90后”小伙肖鑫华，请其为“聚拍拍”做推广。肖鑫华研究后发现，“聚拍拍”网络商城实际就是通过吸引他人投资理财而骗取他人钱财，但他认为自己只是帮忙宣传推广，不会有太大问题。
在收取了2250元费用后，肖鑫华在网上找人为“聚拍拍”网络商城制作了宣传视频及文字图片广告，将“聚拍拍”包装成“香港聚拍拍”网络商城，虚构其与百家企业达成签约合作，并将虚假图片及视频宣传内容找他人代发至各网络媒体平台。
经推广后的商城名气大增，公司账户上的资金也日渐充裕。为方便“聚拍拍”的资金进出，李东山花1.85万元从肖鑫华那购买了“广州达裕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营业执照、公章、银行卡、密码器，注册企业支付宝，用于“聚拍拍”网络商城进出资金的支付结算。
钱不能生钱，关闭商城App
“‘聚拍拍’页面上设置的商品类别虽多，但实际是个空壳。运作初期，我们靠吸引人注册会员‘托管’商品投入资金，用后注册者投入的钱给先注册的人支付‘广告费’，也就是返利。这些人拿到收益后，会继续投钱……但钱终究不能生钱，根据商城确定的按本金10%的返还比例，到后期肯定会出现资金链断裂，我们只好关了 App。”李昊说。
李东杉将接收账户内剩余的资金与李昊均分，用于个人消费。
2019年9月，安徽省太湖县检察院依法以集资诈骗罪对李昊、李东杉提起公诉。法院分别依法判处两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50万元。2019年10月，肖鑫华被警方抓获。
2020年1月，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李昊、李东杉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4月28日，安庆市中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来源：检察日报 林美琳 盛聪
图为昆明开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少峰接受调查的场景（资料图片）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纪委监委坚持查受贿带行贿的“1+1”做法，注重及时总结经验，坚决斩断利益链。图为该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核对一起行贿案件中涉及的企业相关账册 （资料图片）
“开尔行贿案涉及105名国家公职人员，涉及省管干部9人，处级及以下公职人员96人。其中，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12人，省管干部3人，处级干部3人，其他公职人员6人。党纪（政务）立案24人，省管干部5人，处级干部14人，其他干部5人。”日前，云南省纪委监委推出警示教育片《开尔行贿记》，披露了昆明开尔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围猎”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攫取不当利益最终受到惩治的个中细节，释放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强烈信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指出，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严肃查处多次行贿、巨额行贿行为。实践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准确把握和有效执行“受贿行贿一起查”，不因调查受贿而忽略行贿，也不因配合取证而造成行贿无罪错觉，精准施治形成了有力震慑，持续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
靠送钱摆平领导拿下项目，5000元起家的开尔公司短短几年实现年营销2亿元
短短几年间，就将业务做到覆盖云南全省16个州市，在11个州市成立分公司，涵盖全省法院、检察院、公安等单位，年营销额达2亿元。靠着企业法人5000元起家的昆明开尔科技有限公司，在商业版图的扩张上堪称“奇迹”。
这家成立于2002年的公司，主要提供信息化智能化规划、设计、集成、运维等服务。但令人费解的是，作为给各大单位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服务的公司，重心却并不在技术上。从财务报表可见，公司大量费用是营销费；从人力资源配备情况看，公司大量人员是营销人员。
那么，这样一家架构奇特的技术公司又是如何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拿下招标流程严格的政府采购项目的呢？
伴随着去年10月的一条权威发布，这个令不少人迷惑的问题逐渐揭开了答案。2020年10月16日，云南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昆明开尔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郑少峰涉嫌严重违法，向公职人员行贿，已被留置，配合调查。
“送钱，就可以把一些领导摆平。送钱，一些领导就同意让你做一些项目。”在调查中，郑少峰坦言自己公司高速扩张的“秘诀”就是“送钱”。
调查发现，开尔公司的财务处有一张送礼专用的“资金储备卡”，卡里常年放着过百万资金，名义上是差旅费，实则是行贿储备金。自诩“不懂管理”的郑少峰给予了员工极大的“信任”，“公司里包括我本人送的一些红包、钱，还有他们业务员送的，我们从来不做任何记录，财务上面不允许有任何痕迹。”“他们说需要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五十万、一百万，我都会答应。”“花得少”反倒会引发公司不满，业务员张家勇回忆，郑少峰曾“点拨”他：“为什么说你获取不到项目？没有舍得花钱，没有更多的开支。”
2010年，郑少峰结识了昭通中院院长陈昌，为扩大公司在昭通的业务，郑少峰在试探中一步步拉近与陈昌的关系。从烟、酒、土特产等礼品到现金，得到“认可”的郑少峰不再拐弯抹角，而是直接跟陈昌讨要项目。此后，陈昌走到哪儿，郑少峰的业务就跟到哪儿。2017年底，陈昌调动到玉溪，郑少峰随之开辟了新市场。十年间，双方各取所需，陈昌利用职务便利为郑少峰承揽了6000多万元的项目，他也从中非法获利400多万元。
据办案人员介绍，陈昌对郑少峰的帮助主要是安排基建办人员打招呼。开尔公司通过他们下面的技术人员把信息参数提供给昭通中院，昭通中院据此作为开标标准，开尔公司同时还会找到几家相同资质的科技公司围标串标，从而成功中标。
一把手等“关键少数”在“诱饵”面前失去底线，招投标等制度设计沦为表面文章
在郑少峰的授意和示范下，开尔公司销售员都铆足了劲送钱摆平领导。其中，因“拿下”21名国家公职人员，搞定了多个项目的业务员殷永平，更是被称为公司的“销售冠军”，最高拿过百万年薪。
提起成为“销售冠军”的原因，殷永平有着自己的“独门秘笈”：“单位的一把手、分管领导和经办人，基本上就是这些”。从一把手到分管领导，从技术员到普通工作人员，只要能成为工程招投标的“关键人物”，开尔公司都设法进行“围猎”。
昆明市西山区法院原工作人员吴浩，是一名技术型干部，其与直接领导、该院司法行政科原科长任凤春，在法院多媒体会议室信息化升级改造、IP地址管理系统采购等项目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任凤春曾对吴浩说，如今社会上的“潜规则”是，要是不给公职人员好处，就拿不到工程，谁给的多谁就能拿到。他们给点好处费，是理所应当。他还美其名曰“多赢”，信息化项目做好了，不管是领导的政绩，还是单位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包括经办人也有了业绩，“公司有钱挣，我们有钱拿”。
正是在这样的错误思想引导下，吴浩开始利用手里的权力谋求利益。“销售冠军”殷永平惊叹，吴浩是她在开尔十多年来遇到的唯一一个主动开口索要工程回扣的人。吴浩要求，如果项目中标，就要按照他们的规矩，回扣是项目中标价的15%。
理论上来说，政府招投标项目有着严格的程序。但是，当上级领导毫不避嫌，极力保荐一家公司时，所谓的程序就形同虚设。办案人员介绍，在昭通中院的党组会议上，陈昌直接推荐了开尔公司，他还会亲自打电话给水富、盐津等基层法院院长，直接授意让开尔公司来承建相关信息化建设项目。
“想让哪家公司中标，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我可以给他加分。”熟悉了采购流程的吴浩对于相关的制度设计不以为意，也对开尔公司的围标串标的能力手段十分熟悉，“我们只要挂网就行了，他自己能中这个标，轻车熟路”。
最终，殷永平拿下了这个项目，并给出了合同价10%共计40万元的回扣款。殷永平如法炮制，又“摆平”了多名领导，拿下了多个项目。
除了招投标的相关负责人员，与工程款拨付相关的“一支笔”也是开尔的重点“围猎”对象。楚雄州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周映枢，曾在昭通中院任副院长，主管基建和后勤，其签字至关重要，但是他的贪婪连郑少峰私下里都觉得“刀子太狠，要的太多，让人受不了”。
“市场经济一旦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态势，最终受害的将是每一个企业，每一位市场参与者。”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佴澎分析指出，开尔公司的这种做法似乎只要买通了某个领导干部或者关键岗位的公职人员，企业就可以不重视创新、不重视服务，甚至不重视规则，如果这样能够赢得市场和利润，势必就会造成一种恶劣的示范效应。久而久之，将彻底扰乱市场风气，努力创新、踏实肯干的正气低头，剑走偏锋、钻头觅缝的邪气抬头。
破除“围猎”者和被“围猎”者攻守同盟，精准施策打破权钱交易关系网
贿赂犯罪的对向性决定了行为双方形成共同的利益链，围绕权力与金钱相互依赖、相互吸引、相互利用，结成心领神会的攻守同盟。
面对“围猎”与甘于被“围猎”者，云南省纪委监委坚持“查受贿带行贿、查行贿带受贿”，在查处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同时，对行贿人也依规依纪依法进行处理。以开尔案为例，从总经理郑少峰到副总张学奎，以及殷永平、张家勇等多名业务员，都已先后被留置，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类似开尔公司这样的“围猎”，令人震惊但也并非孤例。在各地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案例中，“围猎”者手段多样且颇为隐蔽，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纪检监察机关一起查，同遏制，让“围猎”者付出代价。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贪欲膨胀、滥权妄为，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在任职地区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7月5日，海南省纪委监委发布通报，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的海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美文受到开除党籍和公职处理。调查显示，在张美文涉嫌收受的贿赂中，有1200万元来自海南某公司实际控制人唐某。唐某为攫取非法利益，看准了张美文时任万宁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务的便利，以承诺给予工程好处费等进行“围猎”。张美文面对“诱饵”失去了底线，利用职权为唐某承揽十余个工程项目提供帮助，其中2013年下半年和2014年国庆期间，两次收受其送来的“好处费”各200万元，并表示将上述款项存放在唐某处“保管”。
随着权力与金钱结成的“同盟”越发牢固，张美文的“胃口”也越来越大，授意唐某通过帮其炒股的方式将受贿款“洗白”。唐某对于这样的要求也心领神会，不仅以他人名义为其开设一股票账户，还将代为保管的400万元及其它贿赂款打入其中，共计1200万元供其投资。对于如此巨额款项，张美文知道后也并没有说什么。
面对唐某如此精心策划地“围猎”，海南省纪委监委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多方提取有关证据，依法进行谈话突破，在充分掌握唐某涉嫌行贿犯罪证据的基础上，于今年7月20日指定陵水县监委对其立案管辖，同日进行了立案并批准采取留置措施。
在破除“围猎”者和被“围猎”者攻守同盟时，各地纪委监委贯彻“宽严相济”政策，实事求是对待行贿问题，审慎运用查封、冻结等措施。
比如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在查处此类案件时，强调“三个效果”注重综合施策。如查办的杭州临安某公司法人代表何某行贿案，鉴于其配合调查态度积极、主动退缴不当得利的意愿比较明确，在采取措施过程中，既对其有所制约、又维持了其通过企业经营筹措款项的能力。如对其公司的挖掘机，仅扣押产权证明文件，未扣押实物。何某在解除冻结当日，就主动全额退缴不当得利5531万余元。
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提高腐败治理效能
受贿与行贿都是毒瘤。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迈向纵深的背景下，国家对行贿罪的处罚越来越重视。
监察法在第二十二条中规定，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照前款规定采取留置措施。《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增设罚金刑、严格从宽处罚情节的适用条件等，加大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
在不断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各地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法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不断提高治理腐败效能。
云南省纪委监委坚持“查受贿带行贿、查行贿带受贿”，在对受贿案件进行审理处置时，连同行贿人一并提出处理意见，综合运用留置、纪律处分、谈话函询、教育约谈等多种措施强化对行贿人的处理；陕西省在省级层面建立行贿人数据库，将“围猎”领导干部、存在行贿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实行动态台账管理。
海南省纪委监委在原检察机关行受贿人员数据库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纪委监委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监督以及反腐败组织协调职能优势，对人员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关键字段进行分类梳理、补录补正，方便办案室组字段查询，提高查询效率。积极协调全省各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采集2008年以来全省所有贿赂犯罪案件的判决书、起诉书、抗诉书、终结报告等法律文书共计四千余份，涉及行贿人员近万人次，大大丰富了行受贿人员信息库的数据信息，为建立行贿人“黑名单”信息查询系统提供了基础保障。
“监察体制改革以来，海南省纪委监委以科技手段拓宽审查调查信息来源渠道，持续加大对行贿人员打击力度，坚决让‘围猎’者无处遁形、寸步难行。”海南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涉嫌行贿人员322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73人，有力支撑“受贿行贿一起查”的部署要求落地见效。
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