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就是自己开发自己做。这也是最省钱的方式,如果自己来开发的话,就可以省掉那些付给开发人员的钱。通过这种方式,如果开发个人版的小程序,不需要花费一分钱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小程序。而如果要开发一个具有支付功能的小程序商城,是企业版的话,就需要在进行微信认证,而只需要给腾讯支付300元的认证费用即可,前提是自己要懂技术、最好是有团队。
第二种就是自己有一个开发部门或者开发人员。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是和第一种情况一样的,但是还需要支付员工的费用,这也要算在开发一个小程序的成本中,毕竟,员工是需要公司养着的。而这个成本的多少就要取决于你开给员工的工资多少了,一般一个能够独立开发小程序的员工基本工资不会低于一万,这还是在小城市的基本工资,如果是北上广,需要大概两万到五万之间。而如果你养的是一个开发部门的话,这个费用将会更高。
第三种就是找一个具有开发微信小程序商城资质的开发公司。这一个方式是在自己没有开发能力的情况下,最方便也比较省钱的方式。几千块钱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们不需要耗费那么多精力去自己开发,也不需要花费太多的钱去养一个开发人员或是开发部门,我们只需要支付开发一个小程序的市场价格即可。
抖音短视频,是一款音乐创意短视频社交软件,由今日头条孵化,该软件于2016年9月20日上线,是一个面向全年龄的音乐短视频社区平台。用户可以通过这款软件选择歌曲,拍摄音乐短视频,形成自己的作品,会根据用户的爱好,来更新用户喜爱的视频。
第一步:先去头条小程序官网注册小程序账号,支持企业和个人认证费,个人不用。
第二步:用小程序制作工具搭建小程序店铺,上传产品。
第三步:绑定账号审核发布。
第四步;上线。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解绑关联小程序后,公众号链接里原来有的小程序就不能打开了;
小程序必须和公众号绑定在一起,在公众号里面才能打开小程序。
“剧马当先”推出的沉浸式美食互动剧《玩味放映厅》剧照。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濛
7月1日起,上海逐步开放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等文旅场所;7月8日起,影院、演出场所也逐步开放。然而,7月的上海仍有散发新冠肺炎疫情发生,KTV、密室剧本杀等文旅场所暂未开放。
封控措施让不少企业主产生了“刚起步又急刹车”的疲惫感。许多文创类小微企业主,还面临现金流不足、融资难、员工流失等困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会(以下简称“文促会”)了解到,尽管很多文创类企业在疫情中“受伤”,但企业并没有“躺平”。一些企业正在通过业务转型、技术创新、寻求合作等方式自救。政府相关部门和文促会等平台也从3月起就一直在开展抗疫助企工作。
跨界餐饮,“蛰伏”后转型
“演出、电影、旅游等线下消费行业都受到疫情很大影响,但越是在危机下,企业越需要创新,寻找新的机会。”2020年以来,以线下演出为主营业务的文化传播公司“剧马当先”创始人齐奇一直在思考企业如何转型升级。
齐奇介绍,2015年进入文化产业的“剧马当先”最早在国外的舞台上做音乐剧项目,2018年适合全年龄段观众观看的沉浸式戏剧《爱丽丝冒险奇遇记》落地上海市静安区后,恰逢国内沉浸式体验市场大热。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剧马当先”团队没有停止工作,而是“蛰伏修炼”,2021年夏天推出沉浸式美食互动剧《玩味探险家》。2021年初冬,公司在文促会的“牵线”下与上海爱乐乐团合作,研发了“玩味音律”音乐下午茶,在商场演出,颇受欢迎。
今年年初,团队又与星空华文合作,推出了以经典电影元素为主题的沉浸式美食互动剧《玩味放映厅》。“接下来,有互动演艺特色的‘餐秀’将是我们的主要发力方向。”齐奇说。
为什么要将沉浸式戏剧与餐饮结合起来?齐奇认为,餐饮行业和演出行业相比,在疫情下的抗击打能力和恢复能力相对较高,与餐饮业合作可以分散风险。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1全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2021年全国演出市场总体经济规模为335.85亿元,恢复到2019年的59%。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1-12月,全国餐饮收入46895亿元,已恢复至2019年水平。
给齐奇信心的还有年轻人旺盛的文化消费需求,以及上海市政府对文旅产业的重视。他认为,上海的文创类企业数量和观众基础在全球都名列前茅,在上海看各种类型的演出已经成为市民、游客的日常消费习惯。
2021年12月,上海已累计发布了100个“演艺新空间”,包括商场、文创园区、书店、LiveHouse、酒店、餐厅、咖啡馆、游轮等地。齐奇说:“相比传统剧场,演艺新空间体量小、更灵活,业态上鼓励创新,涌现了很多原创项目。这对上海年轻的消费者来说,是一种非常新鲜、富有吸引力的文化消费场所。”
把业务和路演“搬”到线上
宸资文化是一家国企旗下的文化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艺术园、展览馆、公共教育、艺术集市、文化艺术基金会等。总经理徐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今年疫情期间,公司的公益业务和营利业务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徐颖说,由于线下业务被迫暂停,公司很快尝试将业务“搬”到线上,虽然收效甚微,但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长期与中国航海博物馆合作出售文创产品,不能在线下卖,就转到了抖音等第三方平台。公司去年拿到了拍卖牌照,疫情期间把线下拍卖改到了线上。公司和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合作推出的市民夜校公益性课程,也暂时转到线上进行了”。
今年疫情期间,公司通过文促会找到合作方,筹备了新媒体艺术展“宇宙魔方”,邀请到国内外十余位跨领域艺术家,展出涵盖视觉影像、互动装置、加上艺术等形式的作品。7月8日,这场具有“未来感”的展出在临港当代美术馆开展。徐颖注意到,虽然上海已进入高温天,但只要有艺术场馆开着,就会引来大量年轻人。
文促会秘书长任义彪告诉记者,疫情期间,有近400家会员企业通过文促会的平台在线上开展微路演和对话交流,一些企业在微信群里找到合作伙伴,开拓了新的业务。有的找到了国潮IP合作开发联名款的意向企业,有的找到了合适的策划品牌宣传的广告公司,有的找到了帮自家产品提高知名度的设计公司,有的找到了产品进驻大虹桥销售市场的渠道,还有的找到了实践数字藏品开发的合作者。
在文促会的会员群里,大家搭建起互助对接平台,积极投入战疫行动中。例如,东浩兰生团队在搭建方舱过程中急需大量口罩辅助带,欢唱网络牵线对接解决;临港方舱志愿者急需工作替换装300余套,宸资文化和东方国际对接解决;国际广印展急需解决7000根胸牌吊绳的印刷问题,与印刷协会的黄工印刷公司对接解决;三联书店急需解决弥雾机、电动喷雾器等防疫物资的采购配送,大隐书店对接解决,等等。
企业期待恢复线下业务
当前,上海文创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就此采访了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文金惠”工作小组负责人杨正迎。
杨正迎告诉记者,经过与上海四五百家文创企业接触,他感到大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营受到影响,市场拓展困难,有的企业无法按期完成合同,上下游合作面临危机;二是营业收入减少的同时支出仍然较大,虽然国有企业提供房租减免半年的优惠,但大多数企业租房不一定是国企房东,要支付员工薪酬,还贷、还利息,现金流储备不够;三是由于以上两点原因,轻资产、融资能力弱的小微企业到银行、金融机构融资困难,造成恶性循环。”
据介绍,“文金惠”工作小组于2020年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下、由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旗下所属公司成立,针对以上情况,专门为文创公司尤其是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目前已有300余家企业通过咨询解决了问题;还为企业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至今已有几十家企业完成融资,金额超过1亿元。
在“文金惠”的帮助下,一些企业熬过了最难的阶段。杨正迎举例说,某从事制作发行的影业公司,2005年成立后佳作不断、业绩很好,2020年受疫情影响无法完成资金回笼,今年因疫情停工3个月,有一笔巨额贷款马上要到期,无法自筹资金去偿还,也不符合银行的融资要求,眼看就要陷入绝境。此时,精文投资公司旗下的担保公司为这家公司担保,“文金惠”联系到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共同设计了一款新的融资方案,不仅成功发放了贷款,还给予该公司优惠的担保费率和利率、省去了过桥费用,降低了融资成本。
杨正迎认为,融资服务可以解决企业短期内的急难愁问题,但要让企业在疫情下能够更加平稳地运行,还需要政府出台宏观的扶持政策,包括阶段性免征企业增值税、附加税,降低企业增值税税率,发放稳岗补贴等。他还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督促大企业尤其是国企按约履行合同中的付款义务,尽早减轻小企业的资金垫付压力,为今后文创企业的大发展保留更多的“火种”。
徐颖对上海文化行业前景抱乐观态度。她说:“疫情期间许多艺术家静心创作,积累了不少作品。上海的文化市场需求一直比较旺盛,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文艺鉴赏水平更高,对展览、演出等更有热情。文化艺术市场大有可为,只是企业面临人才流失等困难,希望政府予以扶持,尤其是给租用非国企办公楼宇的文创企业减免房租的优惠。只要能把人才留住,就会有好的产品。”
除了政策优惠外,文创类企业十分期盼尽早恢复线下业务。齐奇说,演出公司如果“今天开、明天关”,会增加经营风险,期望“恢复烟火气”的政策坚决执行下去。一家连锁密室逃脱店主说:“门店至今暂停开业3个多月了,没有收入,还要支付员工工资,我们期待线下门店能早日开业。”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许革,勾春蕾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原以为10月底
无法办理完成迁移手续的
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陈女士
在提前领取到工商执照的那一刻
忍不住为南京西路街道企业服务中心
竖起了大拇指
“服务专员在整个办理过程中全程陪同、尽己所能,以最快速度取得相关行业批复,让我感受到了南西人的办事靠谱、服务周到,是我们企业背后坚强的支撑。”
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
必将吸引更多企业来这里扎根、成长
截至目前
南京西路街道辖区

已有商务楼宇48幢
其中亿元楼13幢,超甲级写字楼6幢
为全市商区之最
作为全市经济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近期南京西路街道创新性提出“精治赋能、数治引航、法治保障”——从构建公平有效的社会秩序、激发创新治理的社会活力、汇聚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三个方面诠释“善治”维度、凝聚“善治”力量,不断探索打造服务高能级商务商业集聚区的“南西方案”,让“升级版”的营商环境愈发清晰可触。
资料图(史笑雨摄)
充满“人民情怀”
曾在辖区经营过餐厅的陈先生,多年后携崭新的餐饮品牌重新回归,但在装修规划上遇到了困难。
得知情况后,南西企业服务专员第一时间与其取得联系,多次走访还未开工的门店,与负责人沟通想法,认真查看设计图,并精准牵线街道城市运行管理中心负责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帮助经营者及时掌握装修规范及流程,为业主节约了时间成本和试错成本。
陈先生对服务赞不绝口,街道工作人员则习以为常,这只是日常工作中再平常不过的案例——
从企业前期设立起,到后续经营中的各环节给予全方位的支持和关注,南西的“楼小二”们习惯穿梭于各个办公空间,服务企业需求的各个环节,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天候、保姆型”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并将“人民至上”的理念贯穿始终。
“我觉得南西的营商环境非常体现人文温度,不止是为企业提供服务,他们更把服务聚焦到了每个‘人’身上。”非亚(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晶采世纪大厦办公,董事长高慧是一名文艺爱好者,但她怎么也没想到,在南西居然圆了她的舞台梦。
去年年底,街道成立白领“西”剧社,面向楼宇招募,她抱着试试的心态报了名,通过面试选拔成为了其中一员。为庆祝建党百年,“西”剧社自编自导,展演了红色原创话剧《民厚南里》,回想站在舞台上,诠释那段经典红色历史的时刻,高慧感慨万千,那一刻,她的心里有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的振奋,也有梦想得以实现的喜悦。
此外,在疫情防控期间,南京西路街道精准对接各商务楼宇,加强防疫指导与监督,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助力经济复苏。
同时,还将疫苗接种服务送入商圈、送入楼宇,方便白领就近接种,为楼宇筑起免疫城墙。
大到企业整体
小到员工个人
街道都以精心服务、精品项目
打造体现“人民情怀”的精致软环境
让企业和员工都能切实感受南西温度
都能拥有归属认同
拥有“AI管理员”垃圾箱房满溢、窨井盖移位、共享单车乱停放……如今,在南京西路街道,诸如此类的街面管理事件都能在萌芽状态得到及时处置,其背后则是一整套智慧管理系统的支持:
拥有1703个感知器,涵盖南京西路街道辖区智能井盖、电箱门磁、消防水泵水压管理等要素;配备最新版GIS地图系统,已实现“6+8”数据融合,并通过感知器报警、区域关联事件活动提醒、公共部件实时监控及报警、视频分析路面数据收集等方式,智能分析区域精细化管理的各项指标,提升区域管理质效。
在“数治”智能化场景应用的同时,街道结合“一网统管”,建立“1+4”联合执法指挥平台,将城管、市容、房管、市场等专业部门纳入联勤块组,对应处理非机动车管理、智慧园区、垃圾分类点位监测等板块,推动解决了王家沙后门脏乱、吴江路弄口设摊、巨鹿路跨门营业等一批历史遗留问题。
街道还通过党建引领,从楼宇自治、社区共治的角度出发,组织楼宇企业、白领参与到涉及城区管理公共事务的协商议事和志愿服务等环节,例如针对长期困扰楼宇白领和周边居民的共享单车停放问题,恒隆广场联合党委经过与各方多次商讨研究,制定了政府部门、楼宇党员志愿者和共享单车运营方共同清运楼宇周边共享单车的工作方案,推动原本普遍杂乱无章、影响交通的共享单车逐步做到有序规范停放。
恒隆广场联合党委委员、酩悦轩尼诗帝亚吉欧洋酒(上海)有限公司高级企业事务经理成赟杰表示:“精细化管理也需要社会的共同参与,让我们这些企业及员工在享受优质营商环境的同时,自己也能成为一名参与者、建设者,共建共享其中的发展成果。”
“数治”
体现了数字化转型所驱动的
社会基层治理的革新
既有高新科技应用的赋能
也有人文管理的温度和力量
构筑“安全防护网”“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在营商环境建设中发挥好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市场的创业创新创造动力才能更加强劲。
南京西路街道拥有全区第一家综合性社区法律专业服务机构——福民法律服务中心,在营商环境中发挥了法律服务枢纽的作用,服务涵盖了法律咨询、人民调解、法制宣传、社会矛盾化解服务等,提升了法治理念的营造和服务推进;成立了全国首家“商务楼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从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公共法律服务覆盖面出发,将法律服务送进商务楼宇,送到企业身边,打造成为“楼宇中的法律服务便利店”。
“在法治这块领域,我们充当的不是‘裁判员’,而是‘服务员’。”南京西路街道司法所负责人沈丹认为,“这其中包括法治理念的强化、各类营商政策的宣传应用落地、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扶一把、帮一下。”
继恒隆楼宇法治阵地推出后,街道还分别在东方海外大厦、上海国际集团大厦相继成立了工作站,定期安排律师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并开展了“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企业合规管理培训”等一系列深受企业欢迎的法治公益讲座。今年9月,街道知识产权调解工作室还连续成功调处了两起知识产权纠纷,通过调解,既弥补了两家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认知短板,同时也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街道司法所开设的“法治南西”抖音号,聚焦企业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时下流行的短视频方式,提高普法工作的知晓度及覆盖面,目前已发布的45条短视频播放量已超16万次。
此外,街道社区管理办公室联动市场监督管理所开展诚信计量分类监管、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并成立了4个后街商圈商户自治委员会,依托各职能部门加强执法监督,引导规范经营,用法治架起的“安全防护网”。
让市场竞争更公平、活力更充盈
让营商环境更有序
让企业经营更有安全感
这就是法治营商环境给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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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彭旭卉图片:南京西路街道编辑:陈玉珍转载请注明来自上海静安官方微信“上海静安”微信
“上海静安”APP
清晨5点半,手机闹铃响起。刘涛揉着眼睛划开手机屏幕,打开叮咚买菜App,选好蔬菜、肉类、豆制品和乳品,点击“结算”,进入到“立即支付”页面,然后开始等待。5点59分,刘涛开始快速点击“立即支付”,中间不断跳出“前方拥堵,请稍后再试”或者某个商品已被抢光的提示。刘涛迅速的点击“返回上一步”或“重新载入”,再继续前面的动作。6点零7分,刘涛终于成功完成支付,抢到了一周以来唯一一次菜。他原本勾选了200多元的商品,最后只成功支付了40.9元。此后一直到晚上,当他再次进入叮咚平台的时候,系统提示持续为“当日运力已约满”,各个分类里面的商品也几乎全部显示为“售罄”或“补货中”。
在本轮疫情发生后较长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循环是很多上海居民的日常。大家在业主群里讨论叮咚、盒马等平台抢菜的秘诀,但成功的人并不多。4月10日左右,刘涛加了差不多上10个微信团购群,蔬菜、牛奶、猪肉、鲫鱼、海鲜等应有尽有。一般50份到100份成团,快的当天下午就能送达。
封控之下,社区团购的出现,解决了很多上海居民买菜难的问题。第一财经记者近期多方调研了解到,由于物流运力紧张,零售商只能减少配送次数,增加每单货物的商品量,且渠道对接、熟人经济和统一采购模式等都促使社区团购成为近期上海消费者购物的主流。值得关注的是,一旦未来封控结束,“团长”会持续存在还是消失?社区商业又会何去何从?
社区团购火爆的缘由
团购并不是新鲜词,但自上海封控以来,社区团购可谓火爆。
“以前团购仅是购物方式之一,我可以到店购买、可以点外卖、可以单品网购送货。但是封控之下,大家不可以出小区,无法到店购物。物流配送运力紧张,你买一单货品,根本找不到人来运送,这时候小区的群里就开始讨论拼单,大家一起买。最根本的逻辑就是抱团取暖,大家基本的米面油等需求都是一样的,拼一个大单一起买比较方便,送货也就有指望了。”消费者吴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上海市静安某小区的“团长”蒋婷也是同样的想法。“一些年轻人日常以点外卖为主,封控期间不仅点不到外卖,家里也没有多少囤货,平常依赖的饿了么、美团、京东、天猫这些电商一时间很难送货。社区团购弥补了封控初期运力紧张的问题。”
封控之下,社区团购几乎成为解决消费端的需求的唯一方法。而对于商家而言,社区团购也几乎是唯一的销售模式。
“平时顾客可以到店购买,但现在只能在线上。且我们一家300个员工的门店,如今只有几十人留守在门店,却需要每天接2000多单甚至3000单,相当于以往十倍的在线订单。光靠我们这十分之一的人力一单一单去配送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只能调整货品,有些东西不做单卖,而是整箱出售,消费者团购了整箱货品后,我们一次性送过去,一趟物流其实满足了整个小区的购物需求。”上海家乐福万里店的店长季林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他的朋友圈里面,现在都是整箱或大礼包商品展示,都是便于团购的商品。
“很多供应商没有能力对每个订单进行单独的配送,但同时不少供应商有销售的需求。我所在的小区中70%的居民是中老年人,这类居民日常生活物资的购买渠道不是电商,而是小区周围的菜场小店,这些商超小店几乎占了小区80%购买商品来源。但在封控期,大家都开始涌向电商,电商无力承接这么多需求。而原有的线下超市供应商却找不到销售渠道,另外,居民也没有购买渠道,在这背景下两方的需求产生了对接,用社区团购的形式消化供应商的商品,即把过去菜场、超市的售卖途径转到了‘团长’处。”在蒋婷看来,社区团购火爆一是居民确实有需求,二是原来的供应商需要一个分销渠道,两者结合推动了封控期间社区团购的发展。
上海嘉定南翔某小区志愿者告诉记者,据他观察,在疫情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个单元楼每天要运送的叮咚货物大概10~20份左右,而一个单元楼的住户将近100户。家住上海杨浦的吴嘉斌与几位小伙伴组建了团购项目组,作为“团长”,他通过制定策略和细分流程,在4天内给居民们完成了2000份订单。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团长”为何比“正规军”强?
虽说理解了封控之下社区团购对于上海消费者的必要性,但为何“团长”的重要性会超过一些专业的电商平台管理者?
这就要从此次社区团购的商业模式说起了。
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解到,一般的团购是大家拼单购买,但不一定保证购买规模有多大,也未必集中在一些基本品类。但封控之下的社区团购可以保证足够大的量,且大部分居民的购物需求基本一致。这就有了很大的统一性,且需要一个团购的领导者来对接所有事宜,那就是“团长”。
“现在社区团购的基本模型就是‘团长’来统计大家的需求,且集中在一些品类,然后由‘团长’和相关工作人员一起来进行比价,得到大家的认可后进行统一采购和配送至小区,‘团长’来进行点货、分拣和分发,最后还有货款的结算,如果想要做得更专业的话还可以设立信息反馈机制。我们的社区团购就成立了一个项目组,分为渠道组、楼栋志愿者组、统计和财务组、物资分发组,统筹管理组以及数据分析组。大家各司其职,相当于一个企业的项目管理模式。”吴嘉斌对第一财经记者描述道。
而在这样一套采购流程中,“团长”至关重要,封控之下,“团长”能做到的事是一些电商“正规军”难以做到的。
“在物流紧张的情况下,商家不得不节省物流成本,所以从原先的一位一位送变成一个个小区送,可以理解成‘to C’销售转向了‘to B’。而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一位组织者,将每位消费者的需求统一起来。到了小区内部,物流的‘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百米’必须打通,‘团长’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生鲜商品的线上化是各个消费品中比例最低的。疫情期间,原先线下的供应商、线下的消费者需要被对接起来,消费场景从菜市场、超市等转化到了线上,而其中的对接人就是‘团长’,他们替代了之前线下经销商的工作。”一位生鲜电商平台从业者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可见在封控之下,谁能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谁就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这一点,“团长”可以做到,而一些电商却未必能做到。
“叮咚、盒马卡在骑手资源上。”一名“团长”表示,电商平台依靠骑手完成物资从配送站到小区的派送,疫情期间只有部分骑手有通行证,许多骑手在小区里面难以出行。
公开信息显示,叮咚买菜在宝山片区原本有29个站点,覆盖约1000个小区,正常情况下,每个站点30~40人,日均单量不低于2000单。4月1日浦西封控后,宝山区15个站点关闭,每个站点出勤人数仅20个人,每天接1500单就已经满负荷了。以此简单计算,封控前叮咚买菜宝山区日均配送量大约为5.8万单,封控后日均配送量为2.1万单,运送量降低了50%以上。加上不同片区资源分布不均,宝山很多区域都覆盖不了,明显满足不了用户需求。
“团长”们则通过社会资源找到有保供文件和通行证的供货商,凭借组团形成的大额交易量与供货商直接交易,省去中间商环节。在接到同一个片区多个小区的团购需求后,供货商开着自己的货车把物资挨个运送到各小区门口,小区物业和志愿者再分发到各个单元楼和住户门口。简单来说,叮咚等电商平台往往是卡在了”最后一公里”的运输能力,反过来也制约了他们拿物资的能力。社区团购回到一种较为传统的模式,没有电商平台那么精细高效的分工,但因为物流通畅,反而能够保障物资送到居民手中。
此外,封控之下的社区团购还具有“熟人经济”和以需定供的特点,相比较其他电商平台,“团长”更具有这方面优势。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乡村振兴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袁帅认为,“团长”有些是社区小店店主、宝妈等自由职业者,“团长”的优势,一则在于熟人社交,降低获客成本,二则以需定供,减少库存积压。社区团购中“团长”在寻找供应商或者开团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找到可控的、优质稳定的、靠谱的供应链。团购的集单模式,决定了不需要配置大量的终端配送资源,但自主可控的物流系统,仍然是必需品。
“良心团长”大战“黑心团长”
在社区团购火爆,“团长”掌握了流量密码后,又出现了新问题——“团长”的素质良莠不齐,有“良心团长”也有“黑心团长”。

蒋婷所在的小区老年人比较多,早期的团购都是年轻人组织的,比较良心,4月中下旬平台运力恢复以后,年轻人组织的“良心团”逐步淡化。而不会网购的老年人对社区团购还是有一定的依赖性,于是小区里开始出现了“黑心团”。

蒋婷表示,小区年轻人组织的团购在前期已经跑通了整个流程。为提高效率,她所在的小区在4月初用一周时间划分了组织架构。决策群负责与居委会对接,同时由10位居民负责团购商品的审批,审批内容包括供货渠道(只选择有资质的供货商)、团购品类(易变质的商品不团购)、团购价格(部分供应商会根据预订数量有让价空间)等。
审批通过后将商品先转发到楼代群,然后由楼代表转发到各自的居民群中,楼代群指每幢楼的楼代表(居民群的负责人)所在的群。蒋婷表示,由于这一架构,小区的成团率很高,团购商品基本都能达到300份以上的数量,没有成团的困扰。此外,决策群会不断拉入有货源的居民,在通过后由该居民成为“团长”负责与供应商对接。
在“团长”佣金问题上,蒋婷表示,回扣问题是因为供应商的不正规所导致。“正规的供应商,包括山姆、光明、金龙鱼这些,它不会有这种‘潜规则’。大品牌是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出现的。就像光明在全市都是统一价,消费者知道它的底价在哪里,团购的价格在哪里。”
正规供应商也在管控“团长”回扣问题。“山姆很明确要求居委会给团购发起人盖一个证明,团购发起人要提供身份证和名字,承诺给小区所有的团购不会赚任何1分差价,一定是原价团进来原价卖给居民。越小的公司或者越小的渠道,差价就会越大,就越有猫腻,大公司都会很透明,因为其自己也会担心有风险。如果‘团长’进行倒卖对于品牌也是有损害的。”蒋婷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随着4月中下旬电商运力的恢复,小区的社区团购意愿有所淡化,此时一些“黑心团长”开始出现。
“到4月下旬的时候,那些小商贩已经回过味了,店里可能会有些库存,或是小商户有一些进货渠道。小区有人曾在4月下旬推出了小养面包的团购,官方团购价为72元,小区‘团长’售价为99元,一单净赚27元。这一价差在小区引发了争议,有小伙伴在大群里揭穿他,他说进货商就是99元,他没有赚差价。小伙伴就说‘你敢开99元我就开72元’,然后就把72元的链接开出去了。结果开72元的小伙伴联系的供应商就给他发微信,说你这个团不能给你开了,因为你的价格影响了其他‘团长’的价格。”
蒋婷算了一笔账,“我记得小养面包卖掉130多份,粽子卖掉一两百份,如果每个差价都算25元,日入万元不是梦。”
为了回击“黑心团长”,小区的年轻人近期再次开团,和“黑心团长”发起同品类但价格更低的团购。
在此前举行的上海市第152场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彭文皓表示,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根据市民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制定发布了《关于规范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团购”价格行为的提示函》,或将进一步遏制高价团购现象。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为了让社区团购更规范化,目前不少小区对于“团长”和供货商都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管理,比如需要双方提供相关资质、企业证照等,“团长”甚至还需要签订承诺书等,以防止加价或不规范的二次倒卖等行为出现。
“团长”会继续火爆吗?
随着上海复工复产的展开,过去1个多月以来保证人们生活的社区团购能继续热闹吗?
不少“团长”表示,目前是因为封控之下购物的需要,一旦未来解封,那么居民们可以自己到店购物或通过正常的网购来单买,并不一定需要社区团购。随着大家对商品的需求不再是简单的米面油,而是升级到甜品、火锅和其他日用品后,一部分“团长”也很是疲惫,因为众口难调。
张甜每天就睡4~5个小时,白天在全天回信息或者语音通话中度过。“有一次订单没能按时到货,这时群里分成了两派,一派人要求退款,一派人又愿意等,把我夹在了中间,有些人的态度也明显不好。‘团长’和店主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店主面对的是个体,我定向解决一个人的售后就好了,‘团长’是面对整个群,大家的想法不一样,就比较难去解决和处理。”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认为,封控解除之后,“团长”还是会存在,但作用会大大降低。“团长”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封控时期人员不能自由流动,一些对于互联网技术较为了解并且热心的人投入到社区团购中。封控解除后,相当一部分“团长”将重新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中。社区里仅有的专职“团长”数量将会减少,专业程度也会降低。
“疫情退却之后,很大一部分团会解散,会逐渐失去活力。因为临时‘团长’是要回归自己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的。”福建福牛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林聪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由于基数几何倍的扩大,大浪淘沙后优质“团长”会留下一部分。与一般电商平台相比,社区团购一方面可以聚集到大量订单,利用薄利多销效应,商家愿意降低商品价格;另一方面可以节约“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成本。
对于社区团购在疫情之后的发展趋势,林聪认为一定会经历一波洗牌,规模较小、品质较差、售后问题多的团购会逐渐退出,精品团会迅速崭露;品牌方会更加重视团购市场的建设,知乎、抖音、小红书等“种草地”应该会引入“团长”模式;相关监管会日趋完善,各个“团长”将针对商品做好审核,提高服务质量。
“社区团购未来怎么走,和其做什么以及怎么做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还是把它当成是资本的游戏,通过流量玩法去垄断之后再赚钱,这种模式肯定是走不下去的。能否抓住此次‘意外走红’的契机和社区团购消费习惯养成的节点,延续和留存用户习惯,设计出可以长续的服务,才是社区团购企业应该当下要考虑和深化琢磨的。”袁帅认为。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封控之下,社区团购的确解决了很多上海居民的购物问题,尤其是保障了基本生活需求。其中有不少“团长”非常热心善良,帮助大家。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黑心团长”,他们利用手中的资源来进货,有些是供应商不规范,有些则是加价赚钱。可以参考山姆会员商店的规范做法,对于“团长”和供应商双方都要进行资质审核,签订相关的协议,保证不加价、不倒卖,并且形成可追溯体系,一旦发生问题,可以精准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同时,要加强监管,督促居委会或者物业在团购管理上依法依规,防止这些部门和团购产生利益关联,堵上这些部门的管理漏洞和防范个体违法违规风险。
“社区团购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社区要与更多正规商家合作,要提高供应链管理和平台物流运营的效率,打通‘最后一百米’,这需要得到消费者、‘团长’、居委会和物业等多方面的支持和规范化管理来整体运作。”袁帅分析。
(文内刘涛、吴平、蒋婷、张甜均为化名,文内图片摄影:任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