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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 施力维 徐子渊 金春华 通讯员 陆浩强
在江苏南京，从事海外仓储物流的企业——易达仓储CEO刘倩，通过“海外智慧物流”平台匹配到10多家跨境电商企业，拿下了大订单；在四川阿坝州茂县，一套源自浙江“浙农服”的数字为农服务平台正在搭建，有望解决当地农产品溯源、农资管理的难题……
“海外智慧物流”“浙农服”“健康码”“政采云”……一个个有着鲜明浙江烙印的数字化应用，如今正在全国各地推广使用。在全国率先启动数字化改革一年多来，浙江打造出一批实用、管用的重大应用。不少应用在实战一线经受了考验，不仅“墙内开花”，而且“香飘墙外”，成为全国各地干部群众的“心头好”。
找准需求
聚焦破解共性难题
一方小小的“健康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成为了人们最常用的应用之一。在刚刚结束的省第十五次党代会上，浙江“首创并应用健康码”还被写入了党代会报告。
2020年2月，“健康码”从杭州走向全省乃至全国。只用了短短一周时间，浙江11个设区市实现“健康码”全覆盖，并为全国数字化疫情防控提供了“浙江方案”。
它的快速推广，在于聚焦共性难题的破解之道，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找到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管理手段。
一名曾在杭州市滨江区跟班学习的湖北干部，对此深有感触：“健康码”诞生在浙江，这绝不是偶然。在浙江期间，他参观、调研了从数字治堵、数字抗疫，到便民直达、惠企直达、民生直达等一系列先进的数字化工具，深切感受到浙江数字变革的理念与氛围之浓郁。
早在2017年，浙江就以事项数据标准化为抓手，推进政务服务“一窗受理”“一证通办”“一网办理”。此后，浙江又通过数字赋能，面对群众、企业的办事烦愁，加快打造“掌上办事之省”，开发了“浙里办”APP。
浙江全面启动数字化改革以来，更是聚焦国家所需、浙江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的重大需求，开发上线了七张问题清单、公平在线、民生“关键小事”智能速办等127个重大应用。
127个重大应用背后，事实上是127个重大共性难题的改革突破。它们或是用数字变革解决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或是为新问题提供全新的解法。这是浙江的数字化应用能快速形成全国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两年来，受疫情影响，外贸企业在境外的仓储物流受阻。2021年初，浙江省商务厅获悉：浙江全省9万多家有外贸业务的企业中，七成企业反映在海外订不到仓库，物流配送成本高企。
面对全国外贸企业新的共性难题，浙江如何寻求新解法？“通过数字化改革，瞄准企业、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靶向发力。”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干部许云皓说。
海外仓企业在国际供应链环节中具有“蓄水池”作用，出口企业将货物批量发送至国外仓库，可实现在销售国本地配送。但过去海外仓企业与外贸企业间信息不对称，外贸企业主要是通过“点对点”的方式来订仓。
一家在德国的中资海外仓企业工作人员，正通过“海外智慧物流平台”接单。受访者供图
在商务部的指导下，省商务厅打造“海外智慧物流”平台，为海外仓企业与外贸企业提供线上对接、撮合，变过去的点状对接为网状服务。“如今在平台上发布需求，让外贸企业找仓库就像用网约车一样简便。政府搭建的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拓展了我们的客户群体，也降低了出海企业的物流成本和仓储成本。”刘倩说。
目前入驻“海外智慧物流”平台的海外仓达326个，覆盖全球177个城市，总面积464.75万平方米，超8.8万家有外贸业务的企业因此获益。同时，平台还进一步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壁垒，联动外汇、银保监、海关、信保等部门为外贸企业提供海关物流、金融保险等多元化服务。商务部还在去年的第130届广交会上向全国发布推广了该平台。
坚持问题导向，以重大需求牵引实现重大改革，这让浙江的数字化改革在大时代中有了大格局。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刘渊认为，纵深推进数字化改革要实现新突破，必须以精准识别需求为突破口，找准企业、群众、基层最为迫切的需求、最想解决的问题、最有获得感的领域。
迭代完善
不断提升用户体验
一款好的应用，必然要经历用户的筛选和实战的考验。
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残酷过程。国内某知名咨询机构的研究报告显示，一款商业化APP的生命周期平均只有10个月，85%的用户会在1个月内将其下载的应用程序从手机中删除，而到了5个月后，这些应用程序的留存率仅有5%。更多的应用，最后都成了不会再被打开的“僵尸”应用。
浙江数字化改革的应用成果，虽然不能简单地与一般的商业化应用类比，但终究还是要面向广大企业、群众，不仅要管用、实用，还要让大家爱用。
这意味着，数字化应用的牵头部门，在抓住需求的同时，还要扮演产品经理的角色，不断提升用户体验。细数浙江在全国推广并形成巨大影响力的应用，都经历了不断迭代完善的过程。
旅客在广州南站通过刷身份证识别健康码状态（资料图）。新华社发
曾经参与“健康码”开发的杭州市公安局90后科技民警钟毅，就自比为穿警服的“产品经理”。
“当时健康码是一个全新的构想，没有样本可供参照，好比在无人区里开辟道路，虽然意义重大，但荆棘密布，前途难以预测。”接到指令后，钟毅会同十余名团队成员连夜进驻基地，迅速投入全新的开发工作。
没有一款应用是降生就完美的，每一个数字产品都要不可避免地经历迭代升级的过程。
钟毅的笔记本里，记录了“健康码”诞生的这段时光：40天内，29轮次技术调整，14个版本的规则完善，63项功能应用的迭代，数据获取效率较上线初提升9倍，杭州“健康码”的正确率达到99.99%以上。
也就是在更新到第14个版本后，“健康码”正式从杭州走向全国，成为许多互联网从业者眼中的“现象级”产品。直到现在，钟毅带领的团队还在对“健康码”进行迭代升级和增量开发。
浙江在数字化改革中创新打造的好应用，在走向全国的过程中需要因地制宜进行开发完善，这是一款应用能持续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
“浙农服”是源自嘉兴平湖市的一个为农数字服务应用。通过多跨协同，打破部门间条块分割，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户生产服务供给难、供销对接难、金融授信难、惠农政策落地难等痛点难点问题，得到了群众的好评。
但农业生产具有地域性，浙南、浙北物产不同，如果单纯将一个应用简单复制，难免会遇到问题。在推广过程中，“浙农服”采取“基础版＋个性定制”的开发模式，精准服务每个县、市实际需求。
比如，针对四川茂县的甜樱桃、枇杷、苹果等鲜果多，但管理不精细、品质参差不齐、农药用量管理粗放等问题，在当地干部的建议下，“浙农服”的茂县版“茂农服”平台做强了产品溯源、农业物资智慧管理两个板块。“这个平台可以帮助我们在数据精准支持下，做好水果的品质管理。”茂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陆杰说。
值得一提的是，为更好地参与市场化竞争，浙江农合联还成立浙江农合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各地竞标，参与为农服务平台的建设。目前，公司已经与江苏、广东等省份的农合联做了接触。
“通过数字化改革积累丰富的实战经验，变财政‘输血’为市场‘造血’，改革就有了可持续性。”嘉兴市农合联的一位干部说。
变革重塑
形成引领未来新能力
数字化改革是新蓝海。浙江通过数字化改革撬动了深层次的机制、体制的变革。这些在数字时代中先行探索积累起来的经验，对全国各地来说弥足珍贵。
最近，在西藏那曲市色尼区，兼职网格员尼玛措姆打开手机上“数字色尼一张图”的随手拍功能，上报村里的卫生问题，及时得到了解决。
通过数字变革提升基层治理的效能，推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是浙江数字化改革的一大课题。浙江援藏干部将技术、更将理念带到了西藏那曲，让数据在雪域高原跑了起来。
西藏那曲色尼区行政服务中心，“数字色尼一张图”相关数据在大屏实时显示，助力当地基层治理。 受访者供图
“数字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新趋势，我们引进推广浙江数字化改革的理念和经验，逐步助推‘数字色尼一张图’迭代升级。”省援藏指挥部副指挥长潘渭说，色尼区地广人稀，“数字色尼一张图”可助推当地打通各部门数据壁垒，把基层治理中的信息统一归集，从而提升治理效率。
比如，色尼区各层级各部门收集到的民生投诉类问题，现已全部归集到“数字色尼一张图”上，管理人员可直接通过平台精准“派单”给相关部门，提高群众投诉问题的解决效率。“要让数据‘说话’、数据‘跑腿’，大家的理念和思维都在提升、转变。”尼玛措姆说。
当前，浙江正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浙江引领改革风气之先，一体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共同富裕示范区重大改革和数字化改革取得更大突破。
牢牢把握为全国改革探路的要求，继续发挥探路者作用，勇当改革开放排头兵。变革，每天都在浙江发生。
钥匙一交，轻松坐等，半小时完成。浙江在全国首创车辆检测“一件事”集成改革，打破了公安、市场监管、环保等部门间的数据壁垒。
去年7月，浙江330家机动车检测站经标准化建设、改造、提升，均通过复核验收。车主在省内车检站均可进行“交钥匙、一窗办”车检，平均耗时缩短三分之二。
车辆检测“一件事”集成改革，被认为是全国“放管服”改革领域的一大突破，为公共服务领域改革提供了范本。目前，这项改革正在全国推广，江苏宿迁等地已在试点。
浙江各地的公安交管部门，接待了多批外省前来学习的团队。“科技公司模仿打造一个应用很简单，难的是背后的制度变革。”最早试点推动车检“一件事”改革的衢州公安相关负责人，一直向各地的学习团队强调这个观点。
数字化本身不能替代政府自身改革与职能转变。改革，不仅是手段创新，更是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深层调整。
撰文谈浙江的数字化改革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黄璜说，数字化改革是用数字化全面赋能深化改革，既是公共治理体系主动适应数字化生产方式的自我优化，也是为新的数字化生产提供与之相应的规则结构的自觉重塑。
“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就是对行政执法体系的一次重塑。
浙江作为全国唯一的试点，已经做了一系列探索，如通过构建“金字塔型”的行政执法队伍体系，进一步精简执法队伍、优化执法层级、整合乡镇执法力量，推进“一支队伍管执法”等。
通过制度体系的完善，逐步解决行政执法力量分散、协同不畅、执法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浙江正在打造的“大综合一体化”执法监管数字应用，对基层执法又有了新的赋能。省综合执法办规范指导处处长涂怀艳介绍，该应用包括协同指挥、监管检查、处罚办案、执法监督等4个核心业务模块，部分模块已经在省内一些县（市、区）试点。
除了“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外，浙江在“放管服”、要素市场化配置、区域金融、平台经济监管创新、“县乡一体、条抓块统”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过去5年，浙江完成国家级改革试点331项，为全国改革探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变革重塑，将是未来5年浙江的重要工作导向。以数字化改革推动社会各领域体系重构、制度重塑、能力提升，形成引领未来的新模式新能力。浙江将继续从理论、实践和制度层面，探索共性、机制性的成果，为全国提供“浙江方案”。
常山县金川街道综合执法队队员对违法行为现场拍摄取证，回传大数据后台。拍友 陈丹 摄
【浙江新闻+】
这些重大应用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
2022年，省委确定了一批牵一发动全身重大改革和需要打造的重大应用，确保在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
1 健全疫情防控“动态清零”精密智控机制，迭代疫情防控精密智控综合集成应用。
2 全面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建设“大综合一体化”执法监管数字应用。
3 实施亚运指挥服务保障体制机制综合改革，建设“亚运在线”应用。
4 实施浙有善育集成改革，建设“浙有善育”应用。
5 推进义务教育“双减”集成改革，建设“双减在线”应用。
6 实施“双碳”集成改革，建设“能效倒逼‘双碳’协同创新”应用。
7 深化国土空间治理改革，迭代省域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
8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建设“要素市场化配置”应用。
9 建立健全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机制，迭代“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
10 构建严密法治监督体系，建设“全域数字法治监督”应用。
11 推动干部队伍干部工作系统性重塑，迭代“浙里好干部”应用。
12 构建党建统领的问题闭环管控新机制，迭代“七张问题清单”应用。
13 完善舆论引导机制，迭代“舆论引导在线”应用。
14 实施强化反垄断、推进公平竞争集成改革，迭代“公平在线”“外卖在线”应用。
15 实施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集成改革，迭代“未来社区在线”应用。
16 实施浙里康养集成改革，建设“浙里康养”应用。
17 实施数据价值化改革，建设产业大脑能力开放中心。
18 实施现代警务一体化集成改革，建设“浙警智治”应用。
19 实施“全域数字法院”改革，建设“全域数字法院”应用。
20 推进法律监督模式数字化变革，建设“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应用。
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时，邱大川照旧在店里捣鼓他那部电脑。
那是三月底的一天，远在浙江打工的母亲急需买药，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药店。由于不识字，又抓不到人问路，她想让儿子帮帮她。
这是许多进城务工的老人常遇到的窘况——看不懂地图，只好请亲友远程指路。又是电话，又是视频，两母子费好大劲才找到不过200米外的一家药店。挂断电话，邱大川决定为母亲这样的老年人开发一个小程序，专门用来认路。
邱大川今年36岁，九年前从北京返乡，在老家四川南充下面的小镇开了一家建材铺。从大城市“急流勇退”后，生活节奏慢下来，他在看店的间隙自学起了代码。根据自己对小镇生活的观察，这位“野生程序员”还开发过文字信息转语音、山寨品牌识别、手机练打字等小程序。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他看过太多中老年人为了孩子，坚持留在城里，直到干不动了才回乡。现在生活的小镇老龄化程度也极高，总有老人走进店里求助，时常让他思考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四月初，这个叫“附近搜搜”的小程序上线后，母亲的使用体验很不错。邱大川想解决更多父母的认路问题，把二维码发到了豆瓣“适老化改造促进会”小组，获得了热烈反馈。帖子发布当天，小程序的使用量冲到了四五千。
当衰老不可避且无可逆，作为未来的老人，应该从时代的缝隙里拉他们一把。通过邱大川惊人的洞察力和行动力，我们试图安慰自己，只要有人愿意作出改变，变老就不是那么可怕。
一
“适老化改造促进会”
母亲的那次电话，是邱大川关注“数字鸿沟”的起点。她打工的地方周围都是工地，因为疫情停工，到处问不到人。线上地图更是难用，别说不识字，即便打开关怀版用语音搜索，得到的也只是字体放大版，使用方式没有变得更简单。地图上红色的指针图标挤到一起，“我”的位置模糊不清，必须放大页面、来回拖动，这对年轻人都不是一件易事。
母亲无奈之下只能联系千里之外的儿子。她把微信定位发过去，告知想去的地方。儿子在这边搜索到路线，母子俩再通过语音导航。远程指路难在母亲不知道方位，也不认识路牌。邱大川要不断确认她周围的建筑物，来锚定她面朝的方向，再引导她左转或右拐。
这是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刺痛时刻。当人们逐渐不再依赖问路，只留下他们在路面上茫然无措。年轻人或许都对这样的情景不陌生：走在街头，不时会碰到一两个求助的问路，或是对智能手机的咨询。这些客气的目光里，总流露出一丝胆怯。
于是从一开始，邱大川就确定了小程序的设计思路：用法越简单越好，功能越单纯越好。
他筛选出老年人常去的场所，在页面整整齐齐码好，用按键代替自定义搜索，实现了“附近”功能的文字化。点击药店后，就会弹出附近的药店列表，自动按距离远近排序，店名、距离、地址清清楚楚写上。旁边配有橘黄色的小话筒，点击即可拨通店家电话。
“附近搜搜”小程序页面。
邱大川构思的使用场景是这样的：母亲要买一包洗衣粉，得提前打电话问问小卖部有没有。如果不方便出去，还能请老板跑腿一趟。假如要请客，她还可以打电话到某家饭店，那里煮的鱼好吃，让老板先煮上一锅。
对年轻人而言，这些早就集成在盒马、美团等App里的功能，只消动动手指就能实现。但对于老年人，特别是在互联网尚未辐射到的农村，这些需求还要费心劳力地自己上门。
母亲不认字，邱大川要让小程序里出现的所有文字都发出声音。他在每则文字旁都配上小喇叭，从功能按键到搜索结果，都可以点击朗读。
和大多数关怀App一样，小程序支持语音搜索。在这个基础上，邱大川还做了一个“请别人帮我找”功能。考虑到有部分老年人，对操作应用或手机有天生的畏惧，生怕哪里点错了。所以即便程序做得再简单，也不如亲友的帮助。这个功能可以把使用者的定位发给其他人，对方打开后，能够直接在使用者的定位上搜索附近场所。
四月份，小程序正式上线。母亲分享给身边年龄较大的好友，都说挺好用。邱大川想解决更多人的认路问题，把二维码发到了豆瓣“适老化改造促进会”小组，这里聚集了2万多个“未来的老人”。
反响比想象中要好。邱大川看完了200多条评论，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加入导航功能。这是他一直有的想法，却在实操中遇到困难。具体而言，是老年人很难听懂现有的语音导航指令。
比如，要找的药店就在马路斜对面巷子里。导航可能会让人先沿中关村北大街走200米，紧接着过马路，掉头往南走80米，然后进入海淀路，再告知目的地在右手边。如果向路人询问，就是一句话的事，导航反而把事情变复杂了。对于一个刚到陌生城市的老年人，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条路的名字，东南西北都是不能理解的。
简单来说，给老年人的指令，需要在精确的基础上，多加一些人性化的判定，把指令集成更容易理解的话。从技术来讲，实现导航功能并不难，但他还在研究如何让老年人更容易听懂。
还有网友提议加入方言模式，或者把语音输入文字替换成语音发出指令。前者难度不大，邱大川记得讯飞就有接口。但他更想实现在老年人打开程序后，由AI助手询问用户来自哪里，并在设置方言后给出搜索指引。
邱大川的更新工作做得很慢很细，他希望每一次更新都能够真的解决问题。
二
与社会逐渐脱节的无力感
邱大川母亲生于1965年，今年57岁。年纪不算老，但那一辈儿女多，五兄弟姊妹中只有一个弟弟读书成才了，其他姐姐都没怎么读书。
不识字是母亲心里的疙瘩。以前在县城饭店上班时，同样从擦桌子收拾碗起步，别人熟悉之后能给客人开单，她操作不了。母亲干脆不干了，她内心抵触这种因不识字遭到的区别对待。
女强人一样的人，因为不识字，做起事来总束手束脚。邱大川的父亲在他11岁那年病倒了，母亲为了儿子的学费，选择独自去北京打工。几年后，父亲还是没能逃脱病魔，母亲也在异地待了十多年。她逐渐爱上北方的馒头，做得一手好炸酱面，有时还蹦出一句带京腔的川普。七年前，邱大川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母亲才回来帮忙带小孩。在家的时间久了，她甚至有点想念北京。
邱大川和女儿。
去年，母亲又离家到浙江嘉兴打工。她还是不愿意花孩子的钱，只要能工作，就想出去挣一点。另一方面原因，也希望用繁忙的生活抵过孤独感的侵蚀。父亲离开后，母亲缺乏安全感，变得容易多愁善感。邱大川作为独生子，几乎每天都要和母亲视频。加上社会走得太快，没上过学的老年人要适应，精神压力很大，她慢慢感觉与社会脱节。
包括大家在家族群里聊天的时候，她看不懂，也回复不了。虽然母亲不发言，但邱大川能感受到她的自卑，为此还开发过一个微信“外挂”。只要把文字信息转发给一个机器人账号，那个账号就能自动回一段朗读文字的语音。直到今年4月，微信关怀模式推出点读文字的功能，这个外挂才正式“退出江湖”。
后来用上微信支付，母亲又开始纠结100和1000的区别。在她的世界里，字面的数字还是很模糊的概念。她只能死记硬背100后面是两个零，1000后面是三个零。长此以往难免有纰漏，因此母亲从来不会在微信零钱包里放超过千元。
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很多以往唾手可得的事情也变得复杂起来。一个电视机配两到三个机顶盒，起码两个遥控器，几十个按键彻底把她难住。母亲熟悉的是那种12个频道的黑白电视，拧开开关，只有频道和音量两个按钮。现在她连打开电视都做不到——一进去就是广告，再就是各种App更新的弹窗提示，等进入网络电视的页面，还要切换成直播。
没有别的娱乐，她每天刷抖音快手，一个接一个看视频。母亲喜欢抖音极速版、快手极速版，刷视频有钱领，几天有几毛钱。买东西喜欢拼多多，总说官方又发钱了，一看只发了几分钱。平时去银行办业务，可能连名字都是勉强画出来。那么多砍价的操作，母亲却能把所有步骤记在脑子里，还乐在其中。
比起大多老年人，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的母亲，生活的不便程度没有那么高。但更多人面对的数字鸿沟，宽到无法跨越。邱大川在疫情期间，亲眼目睹健康码行程码给老年人出行造成的困扰。他们的手机可能还是功能机，或者根本不会弄。在医院门口，他就看见过因为没有手机，无法进去看病的老人。
邱大川很心疼，觉得必须要改变一下。
三
不玩游戏的野生程序员
写程序是在五年前开始的爱好。邱大川那时从北京回到老家，生活节奏慢下来，不自觉想学点东西。他不喜欢打牌玩游戏，看店无聊之余买了本教材自学编程。一整本厚厚的书，不到一下午就能啃完。他对着书上的代码操作，理解运行逻辑，看多了就开始上手做东西。
选择做微信小程序，主要因为技术成本低。不像做App，要学习苹果安卓两套语言，上线也得缴费。个人小程序上线免费，地图数据库、语音搜索这些功能，各个平台都有接口。
除了认路的，邱大川还开发过几个小程序练手，其中一个用于商标识别。建材店开起来后，他发现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家的房子装修都是老年人在操心，他们中许多人无法分辨山寨产品。为了突出自己卖的东西正规，他才做了这个程序——只要拿手机对商标拍照，就能识别出品牌。他把小程序展示给每个来店的客人，用的人不多，他也无所谓，做出来就开心。
认路小程序发到豆瓣之后，流量经历了一轮暴涨，邱大川也想过要不要商业化。比如挂上广告，放一些老年人爱看的视频，黄梅戏或者川剧。后来想想还是算了，这么做显然违背了他的初心。
他是一个极其不愿意把事情搞复杂的人。喜欢做程序的原因，也是因为技术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没有改变社会这样远大的梦想，现阶段最大的关心事，是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技术补贴一点收入。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做一系列“赚钱机器人”。如果在这基础上，还能稍微帮助到别人，就已经很好了。
邱大川在店里工作。
邱大川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程序员。在他心里，程序员是很酷的。这个世界发展得如此之快，很大程度是程序员的功劳。但他更享受开发的过程，没那么看重结果。没活干就在店里写写代码，有活的时候也到装修工地上去。
被称为“野生程序员”，他还挺喜欢的。用他的话讲，正体现了他“不务正业”的性格。本来应该好好经营店铺，却着迷于写程序。身边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会写，过路的人看见他整天在店里打电脑，都以为他在玩游戏。
和正经程序员相比，邱大川的生活环境反而赋予他独特的观察视角。他善于挖掘一些细微的需求，并且有很强动力去解决实际问题。这些观察都体现在他对小程序的设计中，借助他的眼睛，我们得以窥见小镇生活的一角。
他掰着指头数自己的研究，其中一个是苹果产品序列号的查询服务。小镇上有很多卖二手的手机店，激活时间、保修期、维修记录等都是收手机时的重要参考值，又不可能跋山涉水到城里的苹果专卖店去查。百度指数显示，每天都有四五千人为此在网上搜索。
还有一款练打字小程序，专门针对没有学过电脑的用户。因为一位朋友当上村官，有电子办公的需求，却不会用电脑。他们所在县是近两年才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这位朋友30多岁，一直没用过电脑。邱大川才发现，很多乡村干部甚至是老师，都有练打字的需求。
四
全社会要共同解决的问题
自从2013年回到家乡，邱大川感觉这里的时间过得特别慢。在互联网强势占领城市各个角落时，农村的社交、生活方式大多固守着以前的步伐。
整个镇两万多人，却很难找到一张青壮年面孔。当地劳动力在90年代大量涌出打工，搞建筑或者进厂。手停脚停，总要等干不动了才回来。剩在镇上的，除了老人就是学生。
在老家挣钱太困难，没有年轻人，就缺少重要的消费力。像邱大川这样在镇上做生意的，几乎很难突破月销售额15万元的免税额度。他所在装修行业，夏季更是纯粹的淡季。农村装修房子，大都在上半年。从广东、浙江挣来的钱，过年期间哗啦啦投进房子里。
从回来到现在，他感觉镇上的人一直在做一件事——盖房子，盖更好的房子。县城一套房才六七十万，在农村花两三百万建房的人却不在少数。特别是老年人，他们赚钱只希望孩子过得好，然后盖一栋好房子。
邱大川看着老家豪华的洋房，反思在北京住的西北望小平房简直不是人能呆的。
留在镇上的大多是老年人，房子装修自然都是老年人在操心，邱大川也最常和他们打交道。五个客人里，就有一个要现金支付，他们对电子支付还没有完全信赖。现在镇上开农村公交的司机，每天都要数一大把一块两块。
他的店开在比较繁华的地方，不时就有老人进来求助。比如，常有人问水气电费这种生活用费怎么缴。通常年轻人过年回家都会买够一年份，但总有不够用的时候。老人们攥着一大把零钱，到处问营业厅在哪里。
还有老人进店就说手机坏了，邱大川拿来一看，其实就是内存满了，一打开就闪退。他很奇怪，自己的手机从不会这样。但老年人总能刷出奇怪的销售广告，装上乱七八糟的应用，甚至有暴露信息的风险。
手机“修”多了，他就发现很多极速版App里集成了大量这类广告。在微信搜索老人或老年人，也会发现大量雷同的小程序，点进去就是各种广告或视频。为此，他还向腾讯投诉过，得到的反馈是操作本身没有违规，只是他们做的东西太烂了。
碰到过最离谱的事，是一次在房子工地上干活的时候，旁边监工的房东老人的手机来了电话，竟然要观看15秒的广告才能点击接听。这些广告的无孔不入，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不刷手机视频，老年人也没有其他选择。邱大川记得，以前镇上甚至农村有露天电影、露天戏台，都是消遣的好去处。街角补锅补鞋的老头就像吸铁石，总会吸引一堆老年人坐着聊天。现在不仅补锅补鞋的没有了，修自行车的也没有了，搭个凳子在桥头给老年人理发的也没有了。手机玩不转，电视看不懂，属于他们的公共休闲空间消失殆尽。
所以邱大川很难谴责老年人的“网瘾”。对他们来讲，视频软件可能是唯一能够对话的东西。毕竟在算法的处理下，用户标签细分到每一种方言。线下的世界是孤独的，线上的世界反而是热闹的。
邱大川所在的小镇。
对于未来，邱大川想要在现有小程序的基础上，升级成周边生活服务集结的平台。把他观察到的，老年人交水气电费、找装修工人这些需求放到同一个入口，让老年人能够更方便地“一站式”处理事情。
当然这个想法能否落地还无法确定，他不清楚需要什么资质，也不清楚这个接口谁能提供。有的时候，他也会琢磨，这不是个人能带动的，而是全社会要共同解决的问题。毕竟科技不一定能为老年人所理解，但只要花心思，足以方便他们使用。
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所有来店的客人，在马桶旁边装一个扶手，让老年人坐下或起身时能够扶着。淋浴间也要装一个高度在一米五左右的扶手，老人洗累了可以抓住扶手休息一下。顶多10多块钱的成本，对老人而言却是非常大的便利。
采写：南都记者黄慧诗
买数字藏品吗？1000元制作一张、不限量复制的那种。
2022年以来，数字藏品交易热度不减，从最初绘画、音乐作品到一双鞋、一张门票，从流行潮牌到非遗文化，从互联网到餐饮界……数字藏品覆盖范围不断延伸，“万物皆可NFT”逐渐演变成“万物皆可数字藏品”。
数字藏品的“风”越刮越大，数字藏品交易平台也如星星之火，呈现出燎原之势。在各类公开平台上，一面是新上线的数字藏品交易平台，通过“空投”奖励等形式卖力拉新获客。而另一面，有人做起了数字藏品交易平台App研发的生意，最低3万元可买一个“壳”，最快一周即可上线提供交易。
不仅如此，数字藏品发行也能一并“打包”计价，2D作品每份1000元，3D作品每份2000元，不限量发行，甚至还能帮忙对接支付机构和上链……一条围绕数字藏品平台研发、运营的产业链条，正在悄然生长。
3万元即可搭平台
数字藏品爆火，数字藏品交易平台涌现。紧随其后的，是“NFT数字资产一站式解决方案服务商”这类新群体。“你是想要搭建平台还是发行数字藏品，我们公司都可以做。”7月5日，有业务员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称。
制作一个数字藏品交易平台App需要花费多少钱？前述业务员给出的最低报价是3万元。按照现有的模板，公司根据顾客实际需求修改页面和名称，最快1周内即可上线并提供交易。
从前述业务员提供的案例App来看，该案例App中，在售藏品、寄售市场、公告区、客服等板块一应俱全。在登录页面，还设有《用户协议》《隐私政策》等内容。“就是套模板，所以不会花费太长时间。还有一款带3D动态效果的，‘部署’一套是4万元。另外公司赠送一年系统维护权益。”前述业务人员介绍称。
相较于买“壳”套模板的操作，另一位业务员介绍指出，还可以采用“独立部署”的模式，即支持在原有基础上二次开发和定制功能开发，签约付费后预计2周上线，费用最低6.8万元起步。后续由商家自行进行系统维护。“这类App能够支持更大规模的用户同时在线，也不用担心数字藏品发行时出现网络卡顿、拥挤。”
“实际上的区别，在于App开发的源代码。‘套壳’模式下，源代码由开发者掌握，通过外网映射形成开放域名，购买者无法对App进行后续的修改和维护，开发者可以无限制地将App系统进行售卖；‘独立部署’在源代码的基础上进行了需求加工，购买者可以获得该部分权益，但原始系统仍在开发者手中。”一名计算机领域从业人员解释道。
这两种方式下产生的App，相较于从头研发能节省更多的时间。但这类近乎批量的快销式生产方式下，也隐隐透出了数字藏品领域的“乱”。在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看来，这一情况说明数字藏品沦为赚钱、炒作工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欧科云链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蒋照生更是直言，这种现象很好地解释了数字藏品乱象逐渐出现、平台质量良莠不齐的根本原因。当前数字藏品领域规范不清晰，可能存在一部分参与者从一开始就抱着炒作圈钱的目的进入市场。
制作、发行均可外包
在沟通过程中，业务员向北京商报记者展示了多款客户案例。10余家数藏平台名称、风格以及数字藏品类型方面各有不同，但细细看去，在业务分区和版面格式上，并不难发现相似之处。
而服务商的业务，并不仅仅局限于开发App。号称不可篡改、独一无二的各类数字藏品，也可以由服务商代理发行。
“图片类数字藏品制作，2D类型1000元/张，3D类型2000元/张，均支持不限次复制。还可以对接上链和支付平台。”对于公司具体可以开展的业务部分，业务员给出了“一条龙”服务介绍，后续还可以提供营销获客的专属方案等。
其中，上链是数字藏品的价值所在。在数字藏品交易中，平台方将发行的数字资产登记上链，形成独特的链上地址。用户在平台购买对应的数字藏品后，这一链上地址就计入了用户的数字钱包。
从研发到发行再到营销，一切都可以“外包”，数字藏品运营似乎变得简单化、流程化。“数万元买一个‘壳’，再加上对接上链，数字藏品像极了当年买系统、造资产标的的P2P。”7月6日，区块链行业人士李言（化名）打趣道。
对于数字资产上链的情况，李言介绍称，当前国内数字藏品采用的是“联盟链”，大部分数字藏品交易平台本身没有“链条”，只能向开放链条的平台购买相关服务。数字藏品在链上的每一次流转，都会产生新的计费。
“一张图片制作好之后，在链上登记1000次，就会形成1000个地址，也就是交易平台所说的发行了1000份。”李言表示，数字藏品平台运营还涉及到IP版权方、藏品制作方和流量端口等多个环节，平台往往会寻求大公司合作。
蒋照生认为，通过这类“外包”模式进入数字藏品市场的参与主体，并没有真正去理解和研究数字藏品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而是试图通过营销炒作的方式来吸引关注，最终达到自己获利的目的。
终极归宿
当前市场上到底有多少家数字藏品交易平台，谁也没有办法给出准确的数据。300、500、800、1000……在所有关于数字藏品交易平台的讨论中，“越来越多”成为了共识。
无数不知名的数字藏品交易平台，化身一张二维码，一个H5（即“HTML5”），一个网页链接。它们藏在各类公开社交平台或数字藏品相关的社群中，在不断推广下等待更多新用户；也随时准备变身“数字藏品刺客”，在发行方圈完钱后变成一张不再具备交易价值的照片。
过去的几个月间，数字藏品风光无两。大部分数字藏品平台自带二级市场，因数字藏品暴涨而出圈的平台不在少数。但其背后存在的金融化风险也让市场质疑声不断，期间也夹杂着跑路、割韭菜等传言。
“国内数字藏品平台的日成交额在2022年1月达百万元水平，到4月该数字就突破1000万元，较年初增长了10倍有余，”蒋照生透露，从最近几周市场表现来看，数字藏品市场热度正在衰退，一些存在明显问题的数字藏品平台正加速消亡，即便是较为主流的数藏平台也开始采取相对稳妥和保守的策略。
蒋照生认为，代为开发App、发行数字藏品的服务商也是数字藏品爆火后的产物，数字藏品市场正在经历一轮低潮期的考验，这种考验也是市场快速发展之后的自我消化与沉淀。在当前的数藏市场环境下，通过全线外包、代理等模式入场，试图投机取巧、占地圈钱的平台终将被淘汰。
李言团队在2022年上半年也曾计划上线数字藏品交易平台，在李言看来，数字藏品平台的运营并不仅仅在于上线App、发行数字藏品。而在综合考虑到国内监管、市场流通性等多方因素后，李言团队最终放弃了这一创业思路。
“风刮过后只留下一地鸡毛，这并不是我的初衷，”李言坦然道，“从现在数字藏品行业炒作的情况来看，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肖飒分析指出，长期来看，数字藏品不应该也不能仅仅局限在数字文化领域，而是需要跳脱出“藏品”的概念范畴，在更多元和更广泛的场景中去应用实践。比如资产数字化。将数字藏品置于整个数字经济的宏观发展框架之下，去思考数字藏品对于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积极作用，在合规守正的基本前提下不断尝试新的可能性。
肖飒认为，“跑路”等负面消息会不断刺激人们的神经，如果数字藏品行业持续被“跑路”这样的字眼所包裹，那么整个行业都会陷入到“赚快钱”的节奏之中。数字藏品在我国目前主要是作为文化数字化、发展文化产业、促进文化创新的工具和成果，而绝非是一个金融产品。让文化的归文化，金融的回金融，也许才是数字藏品市场的终极归宿。
北京商报金融调查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