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职业从业者来说绝大多数都可信，没有金刚钻不敢揽这瓷器活！但是，往往客户协作起来得不到想要的效果。我想题主的疑问可能是这个，大部分可能是在中心环节中心出了问题。首先是纯粹的技术实力，比如说相关技术岗位的人员是否都具有，技术团队负责人及成员的技术水平怎样。
其次，开发一个软件项目是一个工程，不管这个工程的大小都需求甲乙双方通过合理有用的处理方法，沟通方法共同去完成。比如我们常听到的需求剖析，代码完成……等等。其间的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这些环节不只是软件开发方的职责，也需求甲方予以满意的重视。
现在呢，许多软件定制开发的公司也都有一套流程，期间也会引导客户进行各种沟通，但在具体的流程操控与处理上水平不同，例如需求剖析大多公司在前期能做到，但需求是会改动的，怎样减少改动，改动了怎样处理，这些往往是衡量一个公司产品质量的要害点。
所以，我觉得能够从几点去选择软件开发公司：
（1）技术团队实力怎样；
（2）开发流程是否完善；
（3）项目处理能力怎样。
很难说有最好的，只要最合适的，因为费用和需求的不同。
曲靖现在制作小程序的公司也有很多，实力也有强有弱，参差不齐，价格相对来说也存在很大差异；不过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是能通过小程序解决自己的问题，达到自己的满意这才是关键；还有就是制作前，最好能与其签订服务合同，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障；至于开发呢，可以类似《天客通》这样的小程序一键制作平台，成本5000元以下，一键制作小程序，可视化图形编辑，省时、省力、省钱！后期可以更改，非常适合初创企业和发展中的企业。
有赞做小程序不错的。有赞小程序不需要自己开发，只要在有赞开店就能授权使用，对于一些商家来说挺方便的，也能让人放心。现在还可以免费试用。
小程序是一种不用下载就能使用的应用，也是一项门槛非常高的创新，经过将近两年的发展，已经构造了新的小程序开发环境和开发者生态。
小程序也是这么多年来中国IT行业里一个真正能够影响到普通程序员的创新成果，现在已经有超过150万的开发者加入到了小程序的开发，与我们一起共同发力推动小程序的发展，小程序应用数量超过了一百万，覆盖200多个细分的行业，日活用户达到两个亿，小程序还在许多城市实现了支持地铁、公交服务。小程序发展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2017年小程序带动就业104万人，社会效应不断提升。
近日，微平台上多家与数字藏品相关的公众号接连被封禁，涉及的平台超十个。包括 Art Meta 元艺数、一点数藏、归藏元宇宙、画生 Meta、元本空间、神达数藏、One Meta、零号地球等。
南都记者检索发现，数字藏品公众号被封禁的提示大多为“由用户投诉并经平台审核，存在未取得法定许可证件或牌照，发布、传播或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账号已被停止使用”。
对此，腾讯微信回应称，根据国家相关法规，为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微信公众平台近日对炒作、二次售卖数字藏品的公众号及小程序进行规范化整治。后续，平台也将密切关注行业动向和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与调整规则。
针对公众号，微信指出，对于仅提供数字藏品展示和一级交易的公众号，要求提供和国家网信办已备案认可的区块链公司的合作证明作为资质证明，不支持提供二级交易；小程序目前则只支持数字藏品展示和一级赠送，数字藏品交易和多级流转属于未开放范围，如有发现绕过等对抗行为，会根据违规程度封禁能力或下架处理。
3月初，微信小程序也曾下架部分数字藏品平台。3月8日，花亭数字藏品小程序发布下架整改公告。公告称，“近日腾讯针对花亭数字藏品平台小程序进行了违规封禁，花亭平台对此监管行为表示接受并努力整改。经沟通，了解到数字藏品是微信小程序以及微信支付未开放领域，花亭平台将暂时下架官方小程序，待微信官方开放此类目后将重新上架。”
无独有偶，数字藏品平台洞壹元典3月10日公告称其官方小程序因违规暂停服务；数字藏品平台“西湖一号”发布公告称小程序暂停服务，“经与腾讯团队沟通后，得知数字藏品目前属于微信小程序未开放领域。”
对于上述被封禁的数字藏品的公众号和小程序还能否重新上架，以及何时会重新上架，微信方面暂无回复。在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看来，微信此举是一种规避风险的行为，“当前数字资产确权还需要立法推进，尤其是部分数字资产实际上并非原创，在非原创的基础上添加NFT来前行植入权利所有者，这很可能破坏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所以此时微信拒绝NFT数字藏品交易，是正确的做法。”
NFT(非同质化代币) 在国内的火热始于去年，目前腾讯、阿里、京东、网易、百度等互联网巨头已经纷纷入局。其中蚂蚁集团于去年8月成立了数字藏品平台“鲸探”，腾讯也于同期推出了“幻核”平台，京东在2021年底上线“灵稀”数字藏品交易平台，今年1月，网易推出网易星球数字藏品平台；3月，百度百科联合百度超级链发行濒危动物数字藏品。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各大平台大多使用“数字藏品”一词代替NFT(非同质化代币) ，并且不允许转售交易行为。
盘和林向南都记者表示，NFT的作用是给数字资产确权，比如数字艺术品，而国内NFT主要和数字藏品结合，主要是利用了NFT发行的稀缺性，这符合藏品的特征，比如有限发行，权属明确，但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强调这些藏品的艺术价值，也没有激发用户参与内容创作，所以NFT下的数字藏品只是一个过渡模式，并非未来NFT长期发展的方向。
南都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最大的两个玩家“鲸探”和“幻核”均发行了数字藏品，主打系列为与博物馆合作的文物、非遗类藏品，都不允许数字藏品的转售交易行为，且强调其不具备“虚拟货币”属性。
其中，“鲸探”平台开放了“无偿转赠”功能，但反对任何形式的转售，认为这种行为往往存在欺诈风险，容易引发不良炒作，与数字藏品的定位相违背。今年以来，该平台也多次采取措施整治数字藏品场外交易和炒作行为。
今年2月22日，“鲸探”官方发布了关于违规用户的处罚公告，表示发现部分用户在平台外存在私下交易的违规行为，并对56名用户进行了限制转赠的功能。同时，鲸探官方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数字藏品转售，称这种行为往往存在欺诈风险。3月8日，鲸探再次发布处罚公告称在对鲸探平台异常数据检测中发现,部分用户在鲸探购买数字藏品时存在使用外挂、脚本等第三方软件的违规作弊行为。
为“鲸探”提供技术支持的蚂蚁链也曾公开表示，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数字藏品炒作，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以数字藏品为名，实为虚拟货币相关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数字藏品商品价格恶意炒作，用技术手段确保商品价格反映市场合理需求；坚决抵制任何形式将数字藏品进行权益类交易、标准化合约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反对数字藏品金融产品化。
尽管平台明令禁止，数字藏品的炒作和交易仍然存在。如在一些数字藏品网站或论坛内，有大量标注“高价回收”数字藏品的帖子，在高额利润驱动之下，有用户每天都活跃在各大数字藏品官方群，紧盯平台发售信息，以便抢购藏品，部分用户甚至会购买数十部手机和账号去抢购。
对于数字藏品交易存在的风险，盘和林向南都记者表示，数字藏品转售交易需要的并非资质，而是法律上对数字藏品的确认。
“因为NFT对于数字资产有确权的功能，但确权的NFT数字藏品并不意味着就具备价值。在我国法律层面上，对于平台发行的数字藏品是否属于私人物品可交易这一点还没有明确。数字藏品转售交易的主要风险是，当前数字藏品转售过度注重藏品的稀缺性，而忽视藏品的艺术性，或者长期价值，没有价值的交易往往是一阵风，或者激情消费。”盘和林指出，“之前，关于平台数字资产的确权还有争议，比如游戏里面的装备和货币是否属于用户资产？所以关键是对数字资产概念进行立法界定，对于NFT的数字资产产权进行界定。”
2021年9月，科技部下属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联合多家机构成立专门工作组，共同开展《NFT平台与产品评测》团体标准研制、起草工作，旨在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国情、满足国内NFT行业长期健康发展需要的相关团体标准。2021年10月，NFT行业首个自律公约发布。国家版权交易中心联盟联合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省杭州互联网公证处，以及国内头部互联网企业共同发布了《数字文创行业自律公约》。
采写：南都记者 马宁宁
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时，邱大川照旧在店里捣鼓他那部电脑。
那是三月底的一天，远在浙江打工的母亲急需买药，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药店。由于不识字，又抓不到人问路，她想让儿子帮帮她。
这是许多进城务工的老人常遇到的窘况——看不懂地图，只好请亲友远程指路。又是电话，又是视频，两母子费好大劲才找到不过200米外的一家药店。挂断电话，邱大川决定为母亲这样的老年人开发一个小程序，专门用来认路。
邱大川今年36岁，九年前从北京返乡，在老家四川南充下面的小镇开了一家建材铺。从大城市“急流勇退”后，生活节奏慢下来，他在看店的间隙自学起了代码。根据自己对小镇生活的观察，这位“野生程序员”还开发过文字信息转语音、山寨品牌识别、手机练打字等小程序。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他看过太多中老年人为了孩子，坚持留在城里，直到干不动了才回乡。现在生活的小镇老龄化程度也极高，总有老人走进店里求助，时常让他思考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四月初，这个叫“附近搜搜”的小程序上线后，母亲的使用体验很不错。邱大川想解决更多父母的认路问题，把二维码发到了豆瓣“适老化改造促进会”小组，获得了热烈反馈。帖子发布当天，小程序的使用量冲到了四五千。
当衰老不可避且无可逆，作为未来的老人，应该从时代的缝隙里拉他们一把。通过邱大川惊人的洞察力和行动力，我们试图安慰自己，只要有人愿意作出改变，变老就不是那么可怕。
一
“适老化改造促进会”
母亲的那次电话，是邱大川关注“数字鸿沟”的起点。她打工的地方周围都是工地，因为疫情停工，到处问不到人。线上地图更是难用，别说不识字，即便打开关怀版用语音搜索，得到的也只是字体放大版，使用方式没有变得更简单。地图上红色的指针图标挤到一起，“我”的位置模糊不清，必须放大页面、来回拖动，这对年轻人都不是一件易事。
母亲无奈之下只能联系千里之外的儿子。她把微信定位发过去，告知想去的地方。儿子在这边搜索到路线，母子俩再通过语音导航。远程指路难在母亲不知道方位，也不认识路牌。邱大川要不断确认她周围的建筑物，来锚定她面朝的方向，再引导她左转或右拐。
这是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刺痛时刻。当人们逐渐不再依赖问路，只留下他们在路面上茫然无措。年轻人或许都对这样的情景不陌生：走在街头，不时会碰到一两个求助的问路，或是对智能手机的咨询。这些客气的目光里，总流露出一丝胆怯。
于是从一开始，邱大川就确定了小程序的设计思路：用法越简单越好，功能越单纯越好。
他筛选出老年人常去的场所，在页面整整齐齐码好，用按键代替自定义搜索，实现了“附近”功能的文字化。点击药店后，就会弹出附近的药店列表，自动按距离远近排序，店名、距离、地址清清楚楚写上。旁边配有橘黄色的小话筒，点击即可拨通店家电话。
“附近搜搜”小程序页面。
邱大川构思的使用场景是这样的：母亲要买一包洗衣粉，得提前打电话问问小卖部有没有。如果不方便出去，还能请老板跑腿一趟。假如要请客，她还可以打电话到某家饭店，那里煮的鱼好吃，让老板先煮上一锅。
对年轻人而言，这些早就集成在盒马、美团等App里的功能，只消动动手指就能实现。但对于老年人，特别是在互联网尚未辐射到的农村，这些需求还要费心劳力地自己上门。
母亲不认字，邱大川要让小程序里出现的所有文字都发出声音。他在每则文字旁都配上小喇叭，从功能按键到搜索结果，都可以点击朗读。
和大多数关怀App一样，小程序支持语音搜索。在这个基础上，邱大川还做了一个“请别人帮我找”功能。考虑到有部分老年人，对操作应用或手机有天生的畏惧，生怕哪里点错了。所以即便程序做得再简单，也不如亲友的帮助。这个功能可以把使用者的定位发给其他人，对方打开后，能够直接在使用者的定位上搜索附近场所。
四月份，小程序正式上线。母亲分享给身边年龄较大的好友，都说挺好用。邱大川想解决更多人的认路问题，把二维码发到了豆瓣“适老化改造促进会”小组，这里聚集了2万多个“未来的老人”。
反响比想象中要好。邱大川看完了200多条评论，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加入导航功能。这是他一直有的想法，却在实操中遇到困难。具体而言，是老年人很难听懂现有的语音导航指令。
比如，要找的药店就在马路斜对面巷子里。导航可能会让人先沿中关村北大街走200米，紧接着过马路，掉头往南走80米，然后进入海淀路，再告知目的地在右手边。如果向路人询问，就是一句话的事，导航反而把事情变复杂了。对于一个刚到陌生城市的老年人，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条路的名字，东南西北都是不能理解的。
简单来说，给老年人的指令，需要在精确的基础上，多加一些人性化的判定，把指令集成更容易理解的话。从技术来讲，实现导航功能并不难，但他还在研究如何让老年人更容易听懂。
还有网友提议加入方言模式，或者把语音输入文字替换成语音发出指令。前者难度不大，邱大川记得讯飞就有接口。但他更想实现在老年人打开程序后，由AI助手询问用户来自哪里，并在设置方言后给出搜索指引。
邱大川的更新工作做得很慢很细，他希望每一次更新都能够真的解决问题。
二
与社会逐渐脱节的无力感
邱大川母亲生于1965年，今年57岁。年纪不算老，但那一辈儿女多，五兄弟姊妹中只有一个弟弟读书成才了，其他姐姐都没怎么读书。
不识字是母亲心里的疙瘩。以前在县城饭店上班时，同样从擦桌子收拾碗起步，别人熟悉之后能给客人开单，她操作不了。母亲干脆不干了，她内心抵触这种因不识字遭到的区别对待。
女强人一样的人，因为不识字，做起事来总束手束脚。邱大川的父亲在他11岁那年病倒了，母亲为了儿子的学费，选择独自去北京打工。几年后，父亲还是没能逃脱病魔，母亲也在异地待了十多年。她逐渐爱上北方的馒头，做得一手好炸酱面，有时还蹦出一句带京腔的川普。七年前，邱大川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母亲才回来帮忙带小孩。在家的时间久了，她甚至有点想念北京。
邱大川和女儿。
去年，母亲又离家到浙江嘉兴打工。她还是不愿意花孩子的钱，只要能工作，就想出去挣一点。另一方面原因，也希望用繁忙的生活抵过孤独感的侵蚀。父亲离开后，母亲缺乏安全感，变得容易多愁善感。邱大川作为独生子，几乎每天都要和母亲视频。加上社会走得太快，没上过学的老年人要适应，精神压力很大，她慢慢感觉与社会脱节。
包括大家在家族群里聊天的时候，她看不懂，也回复不了。虽然母亲不发言，但邱大川能感受到她的自卑，为此还开发过一个微信“外挂”。只要把文字信息转发给一个机器人账号，那个账号就能自动回一段朗读文字的语音。直到今年4月，微信关怀模式推出点读文字的功能，这个外挂才正式“退出江湖”。
后来用上微信支付，母亲又开始纠结100和1000的区别。在她的世界里，字面的数字还是很模糊的概念。她只能死记硬背100后面是两个零，1000后面是三个零。长此以往难免有纰漏，因此母亲从来不会在微信零钱包里放超过千元。
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很多以往唾手可得的事情也变得复杂起来。一个电视机配两到三个机顶盒，起码两个遥控器，几十个按键彻底把她难住。母亲熟悉的是那种12个频道的黑白电视，拧开开关，只有频道和音量两个按钮。现在她连打开电视都做不到——一进去就是广告，再就是各种App更新的弹窗提示，等进入网络电视的页面，还要切换成直播。
没有别的娱乐，她每天刷抖音快手，一个接一个看视频。母亲喜欢抖音极速版、快手极速版，刷视频有钱领，几天有几毛钱。买东西喜欢拼多多，总说官方又发钱了，一看只发了几分钱。平时去银行办业务，可能连名字都是勉强画出来。那么多砍价的操作，母亲却能把所有步骤记在脑子里，还乐在其中。
比起大多老年人，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的母亲，生活的不便程度没有那么高。但更多人面对的数字鸿沟，宽到无法跨越。邱大川在疫情期间，亲眼目睹健康码行程码给老年人出行造成的困扰。他们的手机可能还是功能机，或者根本不会弄。在医院门口，他就看见过因为没有手机，无法进去看病的老人。
邱大川很心疼，觉得必须要改变一下。
三
不玩游戏的野生程序员
写程序是在五年前开始的爱好。邱大川那时从北京回到老家，生活节奏慢下来，不自觉想学点东西。他不喜欢打牌玩游戏，看店无聊之余买了本教材自学编程。一整本厚厚的书，不到一下午就能啃完。他对着书上的代码操作，理解运行逻辑，看多了就开始上手做东西。
选择做微信小程序，主要因为技术成本低。不像做App，要学习苹果安卓两套语言，上线也得缴费。个人小程序上线免费，地图数据库、语音搜索这些功能，各个平台都有接口。
除了认路的，邱大川还开发过几个小程序练手，其中一个用于商标识别。建材店开起来后，他发现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家的房子装修都是老年人在操心，他们中许多人无法分辨山寨产品。为了突出自己卖的东西正规，他才做了这个程序——只要拿手机对商标拍照，就能识别出品牌。他把小程序展示给每个来店的客人，用的人不多，他也无所谓，做出来就开心。
认路小程序发到豆瓣之后，流量经历了一轮暴涨，邱大川也想过要不要商业化。比如挂上广告，放一些老年人爱看的视频，黄梅戏或者川剧。后来想想还是算了，这么做显然违背了他的初心。
他是一个极其不愿意把事情搞复杂的人。喜欢做程序的原因，也是因为技术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没有改变社会这样远大的梦想，现阶段最大的关心事，是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技术补贴一点收入。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做一系列“赚钱机器人”。如果在这基础上，还能稍微帮助到别人，就已经很好了。
邱大川在店里工作。
邱大川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程序员。在他心里，程序员是很酷的。这个世界发展得如此之快，很大程度是程序员的功劳。但他更享受开发的过程，没那么看重结果。没活干就在店里写写代码，有活的时候也到装修工地上去。
被称为“野生程序员”，他还挺喜欢的。用他的话讲，正体现了他“不务正业”的性格。本来应该好好经营店铺，却着迷于写程序。身边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会写，过路的人看见他整天在店里打电脑，都以为他在玩游戏。
和正经程序员相比，邱大川的生活环境反而赋予他独特的观察视角。他善于挖掘一些细微的需求，并且有很强动力去解决实际问题。这些观察都体现在他对小程序的设计中，借助他的眼睛，我们得以窥见小镇生活的一角。
他掰着指头数自己的研究，其中一个是苹果产品序列号的查询服务。小镇上有很多卖二手的手机店，激活时间、保修期、维修记录等都是收手机时的重要参考值，又不可能跋山涉水到城里的苹果专卖店去查。百度指数显示，每天都有四五千人为此在网上搜索。
还有一款练打字小程序，专门针对没有学过电脑的用户。因为一位朋友当上村官，有电子办公的需求，却不会用电脑。他们所在县是近两年才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这位朋友30多岁，一直没用过电脑。邱大川才发现，很多乡村干部甚至是老师，都有练打字的需求。
四
全社会要共同解决的问题
自从2013年回到家乡，邱大川感觉这里的时间过得特别慢。在互联网强势占领城市各个角落时，农村的社交、生活方式大多固守着以前的步伐。
整个镇两万多人，却很难找到一张青壮年面孔。当地劳动力在90年代大量涌出打工，搞建筑或者进厂。手停脚停，总要等干不动了才回来。剩在镇上的，除了老人就是学生。
在老家挣钱太困难，没有年轻人，就缺少重要的消费力。像邱大川这样在镇上做生意的，几乎很难突破月销售额15万元的免税额度。他所在装修行业，夏季更是纯粹的淡季。农村装修房子，大都在上半年。从广东、浙江挣来的钱，过年期间哗啦啦投进房子里。
从回来到现在，他感觉镇上的人一直在做一件事——盖房子，盖更好的房子。县城一套房才六七十万，在农村花两三百万建房的人却不在少数。特别是老年人，他们赚钱只希望孩子过得好，然后盖一栋好房子。
邱大川看着老家豪华的洋房，反思在北京住的西北望小平房简直不是人能呆的。
留在镇上的大多是老年人，房子装修自然都是老年人在操心，邱大川也最常和他们打交道。五个客人里，就有一个要现金支付，他们对电子支付还没有完全信赖。现在镇上开农村公交的司机，每天都要数一大把一块两块。
他的店开在比较繁华的地方，不时就有老人进来求助。比如，常有人问水气电费这种生活用费怎么缴。通常年轻人过年回家都会买够一年份，但总有不够用的时候。老人们攥着一大把零钱，到处问营业厅在哪里。
还有老人进店就说手机坏了，邱大川拿来一看，其实就是内存满了，一打开就闪退。他很奇怪，自己的手机从不会这样。但老年人总能刷出奇怪的销售广告，装上乱七八糟的应用，甚至有暴露信息的风险。
手机“修”多了，他就发现很多极速版App里集成了大量这类广告。在微信搜索老人或老年人，也会发现大量雷同的小程序，点进去就是各种广告或视频。为此，他还向腾讯投诉过，得到的反馈是操作本身没有违规，只是他们做的东西太烂了。
碰到过最离谱的事，是一次在房子工地上干活的时候，旁边监工的房东老人的手机来了电话，竟然要观看15秒的广告才能点击接听。这些广告的无孔不入，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不刷手机视频，老年人也没有其他选择。邱大川记得，以前镇上甚至农村有露天电影、露天戏台，都是消遣的好去处。街角补锅补鞋的老头就像吸铁石，总会吸引一堆老年人坐着聊天。现在不仅补锅补鞋的没有了，修自行车的也没有了，搭个凳子在桥头给老年人理发的也没有了。手机玩不转，电视看不懂，属于他们的公共休闲空间消失殆尽。
所以邱大川很难谴责老年人的“网瘾”。对他们来讲，视频软件可能是唯一能够对话的东西。毕竟在算法的处理下，用户标签细分到每一种方言。线下的世界是孤独的，线上的世界反而是热闹的。
邱大川所在的小镇。
对于未来，邱大川想要在现有小程序的基础上，升级成周边生活服务集结的平台。把他观察到的，老年人交水气电费、找装修工人这些需求放到同一个入口，让老年人能够更方便地“一站式”处理事情。
当然这个想法能否落地还无法确定，他不清楚需要什么资质，也不清楚这个接口谁能提供。有的时候，他也会琢磨，这不是个人能带动的，而是全社会要共同解决的问题。毕竟科技不一定能为老年人所理解，但只要花心思，足以方便他们使用。
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所有来店的客人，在马桶旁边装一个扶手，让老年人坐下或起身时能够扶着。淋浴间也要装一个高度在一米五左右的扶手，老人洗累了可以抓住扶手休息一下。顶多10多块钱的成本，对老人而言却是非常大的便利。
采写：南都记者黄慧诗
6月14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称“国家网信办”）发布新修订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今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
国家网信办官网
《规定》共二十七条，包括信息内容主体责任、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分类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及行政管理等条款。其中要求应用程序提供者应当对信息内容呈现结果负责，不得生产传播违法信息，自觉防范和抵制不良信息；应用程序提供者和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应当积极配合国家实施网络可信身份战略。
对应用程序提供者提出更高的内容治理要求意味着什么？有专家向南都记者表示，该规定可促使应用程序提供者提高内容治理的技术能力，增加其注意义务，更多采取事前措施而非依靠事后处置。也有专家指出，在治理过程中需注意“角色的自我定位”，精准开展内容治理，作为非国家主体其不能“越线”。
1
应用及平台需配合实施可信身份战略
公开资料显示，《规定》是对自2016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版本进行了修订，曾于今年1月5日发布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定》8月起施行后，旧版本同时废止。
南都·隐私护卫队注意到，《规定》在2016年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篇幅的细化和修改。2016年的版本全文仅十一条，且未区分章节，而《规定》不仅为应用程序提供者和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各设专章，还针对当下应用程序提供者营造虚假流量、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等热点话题进行了规定。
《规定》中的应用程序分发平台不仅将应用商店囊括在内，还包括了快应用、互联网小程序、浏览器插件等平台分发服务类型。清律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熊定中对此表示，将小程序纳入管理范围之内对实务界会产生很大影响，尤其“对于平台性企业的影响比较大，比如微信、抖音、支付宝。”
《规定》提出，应用程序提供者和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应当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积极配合国家实施网络可信身份战略，建立健全信息内容安全管理、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管理制度，确保网络安全，维护良好网络生态。相较于此前的征求意见稿，增加了“积极配合国家实施网络可信身份战略”。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分析，有关网络可信身份的内容在网络安全法中就“已有缘起”，其后在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也有进一步的条文设计。他认为，可以将该规定理解为从行政监管层面落实上述“三法”的基本要求。
南都·隐私护卫队了解到，网络安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实施网络可信身份战略，支持研究开发安全、方便的电子身份认证技术，推动不同电子身份认证之间的互认。
吴沈括认为，新增该内容与当下网络内容治理层面的新趋势有关，比如治理网络谣言、反电信网络诈骗等，“在法律层面做出规定凸显了实施网络可信身份战略的必要性，而此举凸显了其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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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进行内容治理不能“越线”
去年12月，因豆瓣网及其账号屡次出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其运营主体北京豆网科技有限公司依法予以共计1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而在去年1月至11月间，国家网信办曾指导该办公室对豆瓣网实施20次处置处罚，多次予以顶格50万元罚款，累计罚款900万元。
《规定》第八条明确，应用程序提供者应当对信息内容呈现结果负责，不得生产传播违法信息，自觉防范和抵制不良信息。如何看待该规定对应用程序提供者进行内容治理提出的更高要求？
吴沈括认为，该规定的影响可以从技术和组织管理两个层面来分析。
首先，要求应用程序提供者对信息内容呈现结果负责将促进其运用一些新的技术来加强内容的监测、管理和必要的干预；其次，该规定将促使应用程序提供者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资源，建立、配备相应的业务流程和制度设计，以此实现广义上的网络安全风险处置机制的完善。
“不过，我觉得这也确实是一个挑战。”吴沈括表示，在内容识别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对内容的真实性、信源、伦理问题等方面的判断，这一规定会提高应用程序提供者对内容治理的积极性，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应注意“角色的自我定位”，精准开展内容治理，作为非国家主体其不能“越线”。
“毕竟是作为非国家主体，不是履行国家职责、公共职能的主体，所以这里面的尺度还是应当有一个界定，不能做的过于激进，合法性的尺度是要特别注意的。”他强调。
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麻策在谈及该规定时表示，当下互联网应用程序分很多种类型，其中“自营”类程序中的内容是其自行生产的，这种情况下应用程序提供者理应对信息内容呈现结果负责。
然而，他指出，对于一些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而言，信息呈现结果大多是用户独立发布的信息，那么应用程序提供者很难对所有信息内容承担全部责任。“我认为该规定属于比较概括性的条款，在实践中还需要做不同的区分来进行责任划分。”
吴沈括也表示，要在现实中落实这一规定可能面临一些挑战。在快速变化、越趋复杂的网络内容生态中，进行内容治理所需的技术能力是否能达到会是一个难题。“要百分之百解决内容层面所有的问题，这恐怕是不现实的。”此外，在复杂的网络生态中，由于内容供应链生态中主体众多，要在内容的生产传播过程中有效识别各方责任，确定因果链，理清各个环节的难度也是很大的。
“这是一个很重的义务。”熊定中坦言。他指出，如果说以前应用程序提供者的法律责任更多的是关注应用本身提供的内容是否合法的话，那么在该规定实施后，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应用程序提供者需要保证在应用程序内出现的全部信息内容均需要合法合规。
“当然，该条规定内容在近年来的互联网监管实践中其实已经得到执行，尤其是对于大型社交平台，早已有此监管要求。本次规定的出台，是对全部的应用程序均明确提出了自行审查义务和具体实施规范。”他说。
麻策则表示，该规定可促使应用程序提供者提高内容治理的技术能力，增加其注意义务。“比如可通过外部服务商为平台进行敏感内容识别过滤，这就是‘做到前面去了’——因为很多信息内容是在事后进行处理的，比如在被发现之后或有人举报投诉后再进行处理。这一规定可能促使其更多采取事前措施，而不是仅靠事后手段来处理。”他说。
3
IPv6是未来网络生态技术性基础条件
据了解，IPv6（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是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设计的用于替代IPv4的下一代IP协议，其地址数量号称可以为全世界的每一粒沙子编上一个地址。IPv4由于网络地址资源不足严重制约了互联网的应用和发展。IPv6的使用解决了网络地址资源数量问题和多种接入设备连入互联网的障碍。
《规定》在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新增要求：鼓励应用程序提供者积极采用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
吴沈括认为，增加该规定可以认为是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举措，十四五期间的数字化、信息化规划等对IPv6等赋予了特别的关注。“从目前的网络治理资源角度看，培育发展IPv6是与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相符合的，也是未来的一个方向，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积极引导大家往这个方向发展。从网络治理的角度看，IPv6算是未来的一个网络生态技术性基础条件。”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到1.83亿，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4.9%。为了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或被不良信息荼毒，需要强化App平台的主体责任。
《规定》要求，应用程序提供者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各项义务，依法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用户账号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和登录要求，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用户提供诱导其沉迷的相关产品和服务，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信息。
App流量造假等互联网产业乱象也一直饱受诟病。据悉，在2018年北京海淀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中，一家科技公司购置上万部手机，通过制造手机App下载注册的虚拟数据以骗取推广费用1200余万元。在工信部的通报中，因“欺骗、误导用户下载App”等违法违规问题而被通报的App也不在少数。
《规定》明确，应用程序提供者不得通过虚假宣传、捆绑下载等行为，通过机器或者人工刷榜、刷量、控评等方式，或者利用违法和不良信息诱导用户下载。而作为监管平台，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应当加强对在架应用程序的日常管理，对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下载量、评价指标等数据造假，存在数据安全风险隐患，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等的，不得为其提供服务。
采写：南都记者 樊文扬 孙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