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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今天（15日）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下午，浙江省公安厅召开“剑峰2号”统一收网行动新闻通报会，据悉，自今年1月1日开始，浙江省公安厅组织开展打击食药环知犯罪“剑锋2号”统一收网行动，浙江各级公安机关聚焦制售假劣食品违法犯罪和涉疫违法犯罪两个主题，五个细分领域开展为期两个月的集中破案攻坚行动，共计破获案件35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79名，捣毁生产窝点81个，经营仓储窝点166个，查扣假烟36万余条，假酒11000余瓶，假劣口罩540余万只，假减肥药等6.3万余片，野生动物1100余只，各类问题食品2200余件（个），涉案总金额达3.7亿余元。
会上， 浙江省公安厅食药环知侦查总队相关负责人还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
案例一：浙江玉环警方侦破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去年，玉环市公安局联合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市场上流入的“痛风茶”进行抽查，检测出国家禁止添加的双氯芬酸钠药品成分。根据相关线索，民警迅速展开调查。今年3月4日，在掌握大量证据后，玉环市公安局在台州市公安局环食药环支队的指导协调下，出动40余名警力，在云南、广西、广东、江苏等多地对云南得慈延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分公司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抓获陶某风等犯罪嫌疑人15人。同时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得慈延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及多个线下代理商处共扣押16部手机，古禅茶、无相禅茶等产品2000公斤，原材料300公斤。
经查，2016年7月以来，犯罪嫌疑人陶某风等人在云南丽江得慈延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含有双氯芬酸钠成分的古禅茶、无相禅茶，并以治疗痛风的名义进行宣传，并在全国发展线下代理商的方式进行销售。截止2021年3月，该犯罪团伙已向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销售了3余万盒古禅茶、无相禅茶,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
案例二：浙江温州警方侦破“12.26”销售伪劣产品案
今年1月，温州市公安局洞头区分局根据对前期线索的侦查排摸，联合温州市烟草专卖局、海关缉私分局、海警局等部门，在温州某码头侦破一起特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查获伪劣香烟28万余条，扣押涉案船只1艘，涉案车辆10辆。
经查，该犯罪团伙通过以事先交付押金给货主、负责陆路运输伪劣烟草给货主再收取佣金等方式，组织海上接驳团伙、码头接应团伙、陆路运输团伙、现场吊装搬运团伙，在温州沿海各地寻找上货码头，于夜间将伪劣香烟从海上接驳后，以货车运送的形式销往全国各地。目前该案共采取刑事强制措施34人，已查证涉案价值近5千余万元。
案例三：浙江义乌警方侦破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
今年1月25日，义乌市公安局出动警力20余人对义乌市某小区一非法制造假劣白酒窝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傅某等4人，查扣假冒知名品牌白酒1600余瓶以及各类生产加工辅料5000余件，涉案价值130余万元。
经查，去年5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傅某从一名黄姓男子处订购生产茅台牌白酒的包装材料，并自制了加工灌装酒瓶的机器，伙同犯罪嫌疑人徐某在义乌市某小区将档次较低的茅台牌迎宾酒加工包装成飞天茅台白酒等。同年10月，傅某指使犯罪嫌疑人张某、胡某在同一小区使用较低档次的五粮液牌尖庄酒加工包装成五粮液牌第七代、第八代高档白酒。傅某将上述假冒伪劣白酒销售到义乌等地，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总台央视记者 于晨）
离开校园走上工作岗位后，年轻人对社会的第一印象往往来自所处的工作环境，日后的言行也会深受影响。现实中，有的单位风气不正，个别领导干部甚至带头违纪违法，让年轻人无所适从。大多数年轻干部都能坚守底线、绝不苟同，但也有少数人迷失自我、随波逐流。面对不良环境的侵染，年轻干部应该如何自处？本期我们讲述两个年轻干部违纪违法的心路历程，以期更多年轻人从中吸取教训，把握正确的人生方向。
起初无奈 后续跟风 步步沉沦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原副所长、区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原副主任黄华国违纪违法案剖析
“以前我很喜欢听音乐，但是到这里后，却再也不敢听了，害怕勾起过往的回忆。人失去自由以后，家人、孩子一刻都不敢想，一想起来，心里会特别疼，老婆寄过来的信和照片我都不敢看第二遍……”铁窗内，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原副所长、区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原副主任黄华国懊悔不已。
三年前的4月27日，他被洞头区监委带走调查，后因贪污公款锒铛入狱，徒留给同事、亲朋一片震惊与错愕。时至今日，很多人仍想不明白：看起来这么老实、优秀的一个年轻人，怎么会干出违法犯罪的事？
“领导说可以，那就可以吧”——无原则顺从让底线在一次次公款吃喝中模糊
黄华国是带着光环来到洞头的。
1985年出生的他，成长在温州苍南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后考入吉林农业大学发酵工程专业，顺利完成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业，成为父母引以为傲的儿子。2011年6月毕业后，他先在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干了一年多合同工，2013年4月，作为食品化验的学科带头人，被引进原洞头县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工作。
“我很喜欢自己就读的食品专业，渴望能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洞头这边和我老家一样都讲闽南话，单位也给我一个正式编制，这样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可以实现了。”对于来到洞头质检所，黄华国一开始踌躇满志。
单位同样对他寄予厚望。当时，洞头质检所人手不多，员工年龄结构老化，专业技术人员更是紧缺。黄华国很快凭借自己的踏实肯干和之前积累的工作经验，成长为业务骨干，给所里同事留下的一致印象是“人斯斯文文”“干工作勤快”“做事情靠谱”“任劳任怨”。“你交代他什么事，他都做得挺好，执行能力挺强的。”时任所长吴某某毫不掩饰对黄华国的欣赏，并以培养、锻炼的名义，事事把他带在身边。
2015年之前，洞头质检所属于差额拨款事业单位，需要有业务创收来弥补所里的收入，以支付人员工资和其他费用，其中一块比较大的业务就来自全省各地的液化气抽样和检测。看准了黄华国脾气好、能吃苦，吴某某经常带着他去全省各地出差，每次都会去外面吃饭、喝酒，由黄华国负责点菜、付钱。
“我们出差很辛苦，伙食补贴自己拿回去就好了，吃饭喝酒的钱就自己虚造点再报呗。”第一次出差回来，当黄华国请示自己垫付的餐费应该怎么报账时，吴某某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他当时还是白纸一样的内心里渲染了一笔变相公款吃喝的浓墨重彩。“我是第一次知道，这事还能这么干。”黄华国的口气里充满不可置信。尽管心里并不认可，但犹豫再三后，拒绝的话终究没有说出口，“既然领导说可以，那就可以吧。”
有一就有二。虚增出差人员或虚造出差次数，填好差旅报销单，按正常报销程序“一路绿灯”；或者以采购化学药品名义，找有业务联系的化学试剂公司虚开发票，由该公司收到单位财务货款后再转账到自己的支付宝上，这样的操作屡试不爽。黄华国把自己经手的费用情况都一一记录在一本工作笔记本上，报销一笔勾掉一笔。渐渐地，他对这样的违纪行为习以为常，底线意识逐渐模糊。
办案人员后来查明，2014年至2017年上半年，黄华国在“前辈”的“指引”下，多次通过虚增出差次数，虚开、虚报发票等方式套取单位资金，用于冲抵吃喝费用及接待费超支部分，共计7300余元。
“像黄华国一样，一些刚踏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面对领导安排做违纪的事时，往往会因怕被穿小鞋而屈服，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环境是外因，作为独立的个体，还是应该有自己的判断，要懂得拒绝，知道把握度。”办案人员谈道。
“只是点小钱，应该不会有人查到”——思想的缺口在一次次“意思意思”中被划开
在洞头质检所的其他同龄人看来，黄华国无疑是幸运的。按照《洞头县引进高层次和紧缺人才暂行办法》，他可以享受在当地买房安家一次性补助20万元的优惠政策；单位也对他委以重任，不仅让他担任产品质量检验负责人，而且也参与单位仪器设备采购。
“我们单位女孩子比较多，黄华国应该算是顶梁柱了。他本身专业能力过硬，但又不单纯做技术，实际上也做很多管理工作。像我们刚来的时候对仪器不熟悉，都是他对我们进行培训，平常很多事情都是所长通过他来交代我们做。”一位同事说。
事很多、活很杂，让黄华国有了更多接触社会上形形色色人员的机会。眼看他手握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和仪器设备采购的话语权，一些别有用心的管理服务对象和供应商们很快围了上来。
2016年底，在为温州某食品公司检测虾皮原料样品过程中，该公司老板叶某某为了尽快获得样品检测结果，送给黄华国若干水产品：“快过年了，送点小礼品给你意思一下。”这是第一次，此时的黄华国心想“这也不是特别贵重的东西，应当不碍事的”，稍微推脱一下就收下了。
此后在一次单位仪器设备采购事项结束后，成功获得采购权的上海某公司供应商，偷偷将2000元钱塞给黄华国作为“回报”。第一次拿到这笔钱，黄华国止不住地心慌，不断在心里为自己辩解：“这只是点小钱，厂家又在上海，应该不会有人查到。”在这样的自我催眠下，第二次当对方再给4500元时，他心安理得地收下了。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侥幸心理，让黄华国的思想缺口更加松懈。然而，这些细微的变化，旁人并不容易察觉。在同事眼里，黄华国还是一贯地勤勉负责。“有一次，所里有设备要更新升级，杭州、上海那边的供应商提供的报价都是十几万、二十几万，黄华国从技术角度出发，提出来买个配件就可以，最后只花了六七万，而且先给我们试用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再跟他买。像这样的情况，你说我们怎么不相信他呢？”原所长吴某某说。
“他属于比较典型的技术型干部，书生气比较重，涉世不深，对社会的阴暗面也了解不多，不知道收了人家的东西以后，其实就被利益捆绑了，对自己身处容易被‘围猎’的位置没有足够的警惕。”办案人员分析。
“诱惑摆在面前，还是抗拒不了”——自作聪明将公家钱揣入自己口袋
短短3年多时间，黄华国便被提任为洞头质检所副所长，并当上第八届区政协委员。在事业一片光明的同时，早前一件事埋下的隐患也开始显露。“2014年5月，面对装修新房的资金缺口，我不好意思跟家人开口要钱，就在同事建议下，叫了一个10万元的互助会并担任‘会主’。”黄华国回忆，“没成想，2016年，我有同事因参与社会上的其他‘会’被‘倒会’，经济周转困难交不上会钱，我只得自己帮他们垫付。”就这样，原本不应该存在什么经济困难的黄华国，一下子背上了信用卡上十几万的欠款。
2017年7月，洞头质检所为通过省里的食品资源整合验收，需要采购一批仪器设备，由黄华国全权负责询价、参数设置、标书方案制作等一系列事宜。这是所里第一次大笔的采购——财政总预算398万元左右。
“政府招投标肯定是要货比三家的，但是我当时没有严格的招投标概念，从一开始就向各家公司透漏了这个采购项目的财政预算。”黄华国说，在对比了几家仪器设备代理商后，他对温州某器材有限公司的报价方案较为满意，遂约该公司销售经理林某某面谈。这个林某某，过去一年经常到洞头质检所推销产品，黄华国跟他已相熟。
一个周日上午，林某某如约来到黄华国办公室。会面中，黄华国发现该公司的方案总报价大概是370万元左右。“有没有更好的设备？”黄华国问。林某某摇摇头：“设备没有更好的了，不过价格还可以调整……”他不再说话，只是拿起笔在原来的报价单上添加了几笔金额，所上调的价格一共是28万元，与预算差价刚好一样。黄华国立马明白了，他是在暗示自己可以采取虚增设备仪器报价的方式将差额公款套出来。
“可以这样操作吗？”黄华国的第一反应不是拒绝。“没关系的，其他单位也有这么做的，否则财政会说你报预算的时候怎么不精确。”林某某告诉黄华国，中标之后，就会把这28万元拿出来给他。听他这么一说，贪欲一下子在黄华国的脑海里发酵，“如果能拿到这笔钱，就可以补了自己经济上的窟窿……”
这一次，黄华国依然选择自我催眠来为自己辩解：“我在单位工作那么卖力、那么负责，既然他可以虚高价格，那这钱就心安理得地拿过来了。”随后，作为业主专家代表，黄华国参与招标现场评分，为林某某公司顺利中标提供帮助。林某某也兑现承诺，于2017年12月和2018年2月，分两次将28万元交给了他。
“人们常把‘老实本分’连在一起说，其实‘老实’和‘本分’并不完全等同，有些人感觉很老实，那是因为没有经历过诱惑，有些人知道有诱惑、有风险却能坚守纪律，才是真的本分。黄华国的案例提醒我们，一旦失去监督和约束，老实人也会干坏事。”办案人员说。
如今，三年刑期将满，黄华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我自己做的事情，应当受惩罚，没什么好说的，也是个教训。出去以后，我会在适当的时候跟孩子讲老爸曾经在什么地方上过班，后来因为什么事情坐牢了，至少会让他们人生路上少犯一些错误吧，不会像我一样稀里糊涂就过来了。”
采访对话：年轻人要学会说“不”
面对单位的不良风气，年轻干部只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记者与正在监狱服刑的黄华国展开了对话。
记者：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
黄华国：第一，上梁不正下梁歪吧。如果第一次报销时，有人说这不行，心里有这根弦，就不会有套取公款的意识。第二，如果对我的权限有所监督可能会好一点。年轻人不可能刚走出校园就知道怎么贪污受贿，我们的教育还不至如此，所以对于年轻干部来说，环境非常重要。
记者：领导叫你违规报销公款吃喝的钱，你表达过对这种行为的不满吗？
黄华国：曾经比较委婉地和他说过，为了几十块钱偷偷摸摸地操作，我感觉很不舒服。比如出差吃饭，一开始我并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去，我会说我有朋友过来了，就先不跟你们吃了。不过用这样的借口成功的次数很少，每次领导会说等朋友那边结束了再过来嘛，我很无奈。后来我还是妥协了。或许我比较听领导的话，不懂拒绝，一开始就坚决一些，其实是完全可以推掉的，我自己也有问题。
记者：通过虚增设备仪器报价套取28万元公款，你心里是怎样的想法？
黄华国：如果供应商没有提起的话，这个钱我是不会拿的。他说可以虚增价格，我当时就起了贪心。我感觉这笔钱也不是很多，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今后对自己会有多大影响。还有就是追求所谓的心理平衡，自己在单位工作那么卖力，比别人付出多，这个钱拿过来也比较正常。诱惑摆在自己面前，自己没有抗拒。（沈叶）
从随波逐流到放任自我
——四川省广安鑫鸿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宋小林违纪违法案剖析
“想收又怕，看到别人都收自己不收又心有不甘。心存侥幸之下，还是拿了老板送的钱。正是内心的贪婪和‘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的想法，才导致了今天的结局。”留置期间，四川省广安鑫鸿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宋小林写下了他收受贿赂时的纠结心情。2020年9月，因涉嫌受贿犯罪，38岁的宋小林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1982年出生的宋小林本科毕业后曾就职于一家国企，从一名见习生一步步成长为项目总工程师，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建设经验。由于常年奔波在外不能陪伴家人，他选择回到家乡另寻发展机会，在2011年通过事业单位公招考试后，来到广安区村镇建设服务中心工作。2013年，广安市成立前锋区，内心充满干事创业激情的宋小林感到，自己丰富的工程建设经验将有施展之处，便主动申请加入新区建设队伍。经过统一调配，宋小林顺利成为前锋区住建局城建股的一名干事。
到新单位报到前，爱人特意叮嘱宋小林，工程建设领域潜规则盛行，公职人员被“围猎”风险大，做事时一定要守住底线，更要明白一旦违法违纪，人生的收获都将归零，甚至成为负数。正式入职后，单位领导也多次告诫职工要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对此，宋小林一开始铭记在心，“一丝一粒，我之名节”的道理时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刚到前锋区住建局没多久，单位负责的一个项目即将完工，宋小林和其他同事来到施工现场准备验收。临结束时，施工方老板悄悄递给宋小林一个红包，他打开一看，里面装着500元现金。正当准备拒绝时，宋小林发现，同来的验收人员都非常自然地收下了相同的红包。
“刚到住建局时就听说城建股有油水可捞，看来是真的，这应该是老规矩了。”虽然同事脸上挂着心安理得，宋小林仍然忐忑不安，犹豫到底要不要这个红包。当时他为自己的贪心想到的合理借口是，“城建股几乎天天加班，待遇却和那些清闲股室一样，有这点‘辛苦费’也是应该的，近在眼前的真金白银不拿不占，实在可惜。而且如果其他同事都拿了红包，我却不要，就会显得格格不入。”他边想边和其他同事一样将这500元钱收了起来。
回到单位后，宋小林还曾和同事讨论过收红包这个问题，试探大家的态度。没想到，同事们对此都不以为意，觉得几百块钱是小钱，离受贿还差得远，没人会管。“正是这500元的甜头，在我的思想防线上撬开了第一道缝隙，成为我思想变质、一步步走向腐败的开始。”宋小林说。
此后的几年间，宋小林怀着“大家都收，我也跟着收”的念头，凡是参与工程验收，对于老板主动送上的礼金来者不拒，从几百元到几千元，前后有10余次之多。
虽然贪恋小财，在住建局任职期间，宋小林在工作上还是认真的，确保自己验收的每一个工程质量过关。他丰富的施工管理经验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很快获得了领导同事的一致好评，并因此被提拔为前锋区园林管理所所长，挂任前锋区属国企相关负责人，并先后担任四川海特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和广安鑫鸿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主持前锋区部分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的经营管理工作。一位曾与宋小林共事的国企负责人对他的专业能力印象深刻，“他对项目质量的管控非常严格，经他手的项目都完成得很漂亮。”
不过，在一笔笔“红包”的侵染中，宋小林的心态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除了验收时的红包，他开始期待通过工程项目从老板那里获得更多好处。宋小林会在给自己送红包的老板之间进行比较，对于出手大方的人，他会主动提醒他们关注网上的招标信息，背后的想法是，“如果对方中标，可能会给予自己感谢费。”
不出所料，2015年，某建筑公司负责人周某接到宋小林的通知后，如愿中标，在次年春节向宋小林送出7万元。面对这笔远远超出预期的巨款，宋小林起初感到十分害怕，但一想到仅仅一个电话就换来了这么多钱，兴奋很快淹没了恐惧。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7万元感谢费让宋小林看到了与老板积极联络的“益处”，也进一步放大了他对金钱的渴望。实际上，这是周某看中宋小林的能力和前途，为了未来能承揽更多项目而进行的感情投资。特别是升任国企“一把手”后，宋小林在工程项目上有了更大的决策权，他不仅积极帮助包括周某在内的熟人老板承揽绿化工程项目，而且多次利用手中权力取消一些项目的公开挂网招标，在未经询价的情况下，只私下邀请几家和他有利益往来的公司参与竞标采购，个别时候甚至直接指定公司向自己所在的鑫鸿文旅供给苗木物资，或以内定价格提供劳务等。几个受到宋小林多方关照的老板因此获利不菲，以“感谢费”“分红”的名义多次送上钱物。就这样，在担任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3年多时间里，宋小林通过在项目工程承建、绿化物资采购、劳务项目承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累计收受现金23.6万元。
“宋小林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地步，除了自身的贪欲外，单位的不良风气也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办案人员分析道，从鑫鸿集团违纪违法系列案来看，宋小林挂任鑫鸿文旅公司总经理期间，整个集团已深受贪腐之害，从管理人员到基层职工，不少人管了公家的项目、肥了自己的腰包，违规帮助老板承揽项目的情况屡有发生。在这种歪风邪气的影响下，宋小林重蹈了自己在住建局工作时收受礼金的覆辙，没有守住“明白做人、清白做事”的底线，与信念滑坡、利欲熏心的一部分干部同流合污。
审查调查期间，宋小林坦陈，“我自己也知道帮助老板承揽工程后收取感谢费的人不止我一个。在我担心害怕之时，周围有人告诉我，只要不插手工程变更和工程款支付，确保工程质量，收些钱也不算犯大错。”他甚至认为，相比于虚增项目、套取资金等损公肥私的行为，自己的做法还算是“守规矩”。
2020年6月，前锋区纪委监委接到举报，反映宋小林在担任鑫鸿文旅公司总经理期间存在收受现金的违纪违法行为。随着调查的深入，宋小林的所作所为终于败露。他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程度，一度对组织的调查心存抗拒。在办案人员的教育和帮助下，他一点点回忆着自己这些年的工作轨迹和心路历程。几番自我审视后，他终于认识到，从验收小红包到提供信息感谢费，再到项目承包好处费，自己早已在周围人的错误观念和错误行为的影响下，失去了清醒认识和独立判断能力，走上一条违纪违法的不归路。（林森 周美宏）
章华妹在1979年11月份申请了个体户营业执照，一年后，她拿到这个执照，是中国的第一个个体工商户。（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1月22日《南方周末》）
数十年来，温州曾一次次名扬国内外，也曾一次次跌落与迷失。现在，在积累了巨额财富之后，它又一次来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
但温州要发展数字经济、新兴产业，不仅面临政策、金融、技术等民营经济共同的问题，还面临着生活成本过高导致人才难留的问题。
这是一个不大的门面，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来福大楼一层的拐角，加上后面的仓库，面积在250平米左右，是温州常见的“前店后仓”式的门面。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纽扣，以及章华妹被国家领导人接见时的照片。
38年前，章华妹拿到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成为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如今，章华妹仍然守着一个门面，忙碌地收拾柜台上的纽扣。
温州是一座位于浙江省东南部的沿海城市。改革开放之前，因为位置偏僻、缺乏耕田，这里是浙江省最贫穷的地方之一。
为贫穷所迫，温州人从1970年代就开始经商，竟意外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之一。温州逐渐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成了一座“富得流油”的城市。时至今日，依然能够看到兰博基尼、宾利等豪车在温州的街道上呼啸而过。
不过在2000年之后，温州民间财富达到峰顶，在缺乏投资渠道的时代，开始迷失在资本游戏中。
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阵痛，温州人逐渐变得沉寂了。但其实，温州至今在传统制造领域的优势并没有丧失，电气、鞋业、服装、汽摩配、泵阀等五大传统产业已形成了明显的产业链和区域品牌优势。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开始起步。
从个体户到企业家距离杭州300公里，距离上海450公里，一面靠海，三地隔江。这个偏僻、耕地少、路难走的地级市，改革开放之前，曾经异常地贫穷、混乱。
当时，温州有这样的顺口溜：“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贷款吃饭”。平阳、文成、洞头曾是温州市的三个县，意思是平阳人去外面讨饭，文成人大多成了人贩子，洞头则靠国家贷款来养活自己。就是在这样一片赤贫之地，走出了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
摆脱贫穷的渴望，让温州人有着冲破体制藩篱的冲动，个体户是他们的第一步。1970年代，不少温州人在自家门前开了档口，做起了小生意，章华妹就是其中一个。她的生意是始于一张直径50厘米的小桌子。他们家里有7个孩子，她排名老七，父母在国企的岗位被两个哥哥给顶替了，她只能靠摆个小摊养活自己。
当时，摆小摊、开档口、做生意不被允许，这种行为，常会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轻则批斗，重则坐牢。
1979年11月，工商部门的人告诉那些摆摊、开档的人说，去申请一张营业执照，就可以公开经营了。当时，章华妹所住的解放北路，不少人都申请了执照。刚开始，章华妹也没有注意那张执照上打印的“第10101号”意味着什么，直到2004年有媒体寻找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
章华妹的店门面不大，位置也比较偏僻，如果不仔细寻找，很难找得到。但门头上蓝底白字写的“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的广告语格外醒目。
2004年她被媒体发现是第一个个体工商户时，曾经放出豪言，要做一辈子“个体工商户”。不过，后来还是注册了这家华妹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由个体户变成了企业老板。“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的名号给她带来了不少声誉和生意，目前她是“伟星纽扣”在温州的总代理，担任温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2016年她作为全国先进个体工商户代表，得到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会见。
“个体户是温州民营经济的早期形态，那些早年走出田间的个体户，都会强烈地想要成为企业家。”章华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浙江省人大代表、上海中和正道集团董事局主席周德文是“温州模式”多年研究者，他撰写的《温州民营经济创业史》一书，记录了大量的此类故事——改革开放前夜，不少温州的先行者因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身陷囹圄，或者亡命天涯。
“八大王事件”是很多温州人挥之不去的记忆。1982年初，全国开展打击经济领域“投机倒把”的犯罪行为。温州的五金大王、矿灯大王、螺丝大王、合同大王、旧货大王、目录大王、线圈大王以及电器大王8个人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
三十多年过去后，当周德文再次回顾这些先行者时，沧海桑田，有的已经离开人世，有的靠打理杂货铺谋生，有的则成为备受尊重的企业家。
时至今日，说起温州，不少生意人还都会随口说出在中国民营经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几个地方：“中国电器之都”柳市镇、“中国鞋都”鹿城区、“中国纽扣之都”永嘉县。在温州，大大小小规模的工厂，随处可见。
“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1980年代，温州快速地形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专业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购销员队伍为骨干的民营经济模式。温州人最终从那个年代冲了出来，成为了时代的先行者，不少个体户后来也变成了企业家。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温州模式”第一次正式被提及。此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三入温州，并写出了三篇介绍“温州模式”的文章——《小商品 大市场》《家底实 创新业》《筑码头 闯天下》，让“温州模式”名满天下。
2018年10月31日晚上，在鹿城区的一个海鲜大排档边，62岁的陈其亮将他的那辆一百多万的奔驰车停稳，和老板熟练地打完招呼后，就在靠门口的地方落座。
“抖音里有一句话，很有感触，那是马云说的，年轻不吃苦，你要青春干吗。”陈其亮点了一根软中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从1980年代开始，陈其亮就开始做生意。过去三十多年，他先后做过鞋厂、服装厂、酒店等生意，安全度过两次金融危机，积聚了不少财富。“收档”后的老陈，平时就喜欢找老朋友们喝茶、闲聊，最近喜欢上了抖音，并从抖音里学到不少东西。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是很多温州人的经历。陈其亮回忆起早年在湖南卖鞋的经历。那个时候，他和搭档坐着绿皮火车，将皮鞋运到湖南邵阳，一路上就睡在货仓里。到了邵阳后，也不敢离货物半步，吃睡都和货在一起，货在哪儿，人就在哪儿。
1991年，温州知名企业家王均瑶开辟了温州—长沙的首条私人包机航线，在温州当地引起轩然大波。当年，在邵阳赚到钱后，陈其亮就坐过一次这条航线。虽然要比火车贵几千块钱，但是他就是想要体验一把当老板的感觉。
“飞机很不稳，在天上晃来晃去，不过我们都不觉得害怕，以为飞机就该是这样。”陈其亮得意地回忆。那个时候，几千块钱对于他来说不算什么，一次在长沙打牌，一晚上就输掉了几万块。
周德文从1980年代开始研究温州民营经济，他向南方周末记者总结，农村里的“能人”，是温州第一代企业家。当时，一个农村家庭就能全产业链地做出皮鞋、眼镜、打火机等轻工业品。然后被销往到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当年温州就有号称“10万供销员”的销售大军。
温州人也收获了“东方犹太人”的称号，被称为中国最会做生意的群体。温州也一度被称为中国的曼哈顿、迪拜。
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温州人在市场经济的初期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使温州成为全国最富有的地方之一，就连省会杭州，也提出要向温州学习。
位于温州市鹿城区的温州国际鞋城，鹿城区被称为中国鞋都。（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图）
“新温州模式”从1980年代开始，在中国兴起了三种非公经济的模式，除了“温州模式”外，还有以外向型经济为主、来料加工的“珠江模式”，以及以乡镇企业为主的“苏南模式”。
这些地方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迅速富裕起来。不过，温州模式在2000年之后就早早地“未老先衰”。一种“脱实入虚”的“炒”文化开始在温州兴起。
2003年，时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曾经预言，“温州模式”将在25—30年后消失。这一预言抛出之后，引起了很大的波澜。
史晋川当时提出了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温州制造业结构演变极其缓慢，基本局限于低加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皮革、服装、打火机等；作为沿海开放的14个城市之一，温州在引进外资上却鲜有动作；温州人闯荡全世界，却很少见到外地人在温州办企业。
周德文对史晋川进行反驳，他认为温州模式具有与时俱进的基因，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还提出了“新温州模式”。
“新温州模式”有几个要求，突破家庭工厂、家庭经营的限制，走向企业联合、兼并、重组的道路；调整单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方式，走向资产经营的综合发展道路；提高民营企业老板们的素质，造就一批具有现代智慧的新型企业；抛弃传统家族式管理，走向现代企业制度。
2000年后，温州也确实走出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品牌，如奥康、正泰、德力西、康奈等，这些企业抛弃家族式管理，聘请职业经理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度，成为民营企业的典范。
不过，也是在那个时候，传统行业利润下滑，来钱慢，这使得赚过快钱的老板们很难适应。他们选了另外一条道路——炒房、炒煤、炒矿、炒大蒜、炒出租车。以出租车为例，1998年，温州市出租车经营权证的拍卖价格是71.5万元，没过几年就被炒到了140万。
“温州炒矿团”“温州太太炒房团”等频频见诸报端，他们出手阔绰，买卖决绝，动不动就承包一片矿、买下几栋楼，温州陷入了一场由炒带来的“财富狂欢”当中。
回顾那段被外界妖魔化的温州人炒房史，与当时落后的金融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唐高平曾在2006年对此进行过研究，他写道，当时的金融机制单一，居民投资渠道狭窄，以储蓄为主，而巨额储蓄又因为缺乏专业管理，很难转化成引导产业升级的资本。
先富起来的温州，民间投资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炒房团正是这种现象的产物。
李韩曾在2005年前后参与过炒房、炒矿。他是陈其亮的老伙计，也是温州第一代创业者。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温州的房价已经过万，这要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房价高出很多。
此外，在藏富于民的温州，银行大量的存款余额都需要放贷出去，而这些钱有不少就随着温州炒房团，流入了楼市、矿市。2004年的时候，李韩花了200万在鹿城区建了一座厂房，很快几大银行就找了过来，鼓励他做质押贷款。
李韩本打算贷200万，把后续的装修给做完。但是银行业务员却说，就你这座厂房，最少贷个2000万。他当时就觉得自己太保守了，然后拿着这2000万就去山西买了一个矿，去上海买了几套房，赚了好几倍，很快就把贷款本息给还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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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骨疗伤令周德文感到遗憾的是，当年他力挺的“温州模式”“新温州模式”，却在脱实入虚中迷失了自己。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温州进入了备受争议的10年。
温州的小商品不少销往海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外销产品受到巨大冲击，人工成本的增高也使得传统产业利润下滑。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那几年，除了几个明星企业完成转型，绝大部分的工厂依然在老路上行走，没有找到新的出路。
2011年11月，在过完自己55岁生日之后，陈其亮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叫到身边，问他们是否愿意把他名下的鞋厂、皮革厂接手。但是，遭到了两个儿子的拒绝。
7年后，回忆那一场谈话时，陈其亮双眼饱含泪水，那一刻，他真正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结束了。两个儿子都在事业单位上班，他给孩子们攒的钱，够他们一辈子花。两个孩子不接班，他也能理解，开工厂不容易，他也不想让孩子像他们那代人那么辛苦。
1个月后，他请亲戚朋友吃了一顿饭，宣布“金盆洗手”，收档不干了。他把几个厂房租给别人，从一线退到二线，每年靠收一百多万的租金生活。
2008年到2011年被称为温州民营经济史上“最黑暗的三年”。一位出租车司机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那个时候，有着“温州外滩”之称的江滨西路灯火通明，到处都是外地来淘金的人，如今却冷冷清清。他自己的收入，也从早些年的月入一万多，变成了五六千。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曾经给出过监控数据，2011年8月份，温州的民间借贷综合利率高达25.4%。这要比传统工厂的利润高出很多，辛辛苦苦做工厂，还不如把钱给借出去。
周德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互保”这种模式是银行发明的，一方面大大地激发了民营经济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对民营经济产生了很大的杀伤力。“一系列企业的倒闭，跟互保是脱不了关系的。”
2012年3月，多次调查之后，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希望将民间金融纳入监管轨道、降低风险，引导隐藏在“地下”的数千亿民资早日实现“阳光化”。
国务院给温州确定了12项改革任务，如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形成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温州指数”、探索小额贷款公司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等，以破解“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为目标导向，以构建金融组织、产品和服务、资本市场、地方金融监管“四大体系”为基本框架，一边刮骨疗伤，一边培元固本。
新起点2008年，当金融危机开始冲击温州民营经济时，曾有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寻找新的出路，投身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热门领域，试图在传统行业之外，再辟一条新路。
被称为“眼镜大王”的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在2008年时豪掷6亿进军投资大、回报慢的太阳能行业，但很快便陷入到投资无底洞中。
2011年，行业低迷，银行信贷全面收紧，胡福林陷入了资金危机。无奈之下，他将目光转向了民间借贷。最终资金链断裂，前期的投资都打了水漂。当年9月，胡福林选择了“跑路”。不过，20天后，他被劝返回到了温州。后来有媒体采访他，他说当时“跑路”时身上只带了2000美元。
10年之后，温州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第一代创业者开始逐渐老去，面临着“接班问题”。和陈其亮的遭遇一样，不少本地老板的孩子都不愿意接手父辈的那一个大摊子。
章华妹曾经希望将自己的纽扣厂转给自己的儿子，但是儿子的心思在餐饮和KTV生意上，最终也没有完成交接。
但也有接班成功的案例。1981年出生的黄子龙，2009年接班江南控股集团。这是一家知名企业，主营业务是阀门。
从1985年开始，在他父亲黄作兴的经营下，江南阀门厂从温州本地一批作坊式阀门厂中胜出。鼎盛时期，江南集团业务涉及阀门、皮革、地产、物流、境外矿山等领域，2008年之前业绩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
2011年，集团控股的“江南皮革厂”出现重大问题，作为公司经营者的黄子龙堂哥黄鹤喜欢赌博，受澳门赌博集团影响，欠下巨额债务，跑路了。
皮革在当时本是给集团输血的正向业务，2010年的利润超过3000万元。突然出现超过1.26亿的担保债务危机和众多工人的工资、安置费用，一下子给黄子龙带来巨大的压力。在当地政府的帮助、斡旋下，银行没有抽贷，给了他们喘息的机会，到2016年，黄子龙才彻底让公司走出危机。
民营经济一方面活力盎然，一方面也相当脆弱。这一课，让这位曾经留学加拿大的第二代迅速学会了持重。黄子龙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庆幸2006、2007年时家族没有投资曾经关注过的多晶硅光伏业务。接班近10年，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之一是让公司基本没有贷款。
最近几年，温州也在努力地寻找新的突围方向。南方周末记者梳理，进入2018年之后，温州也已出台了多项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引进新兴产业、扩大对外开放。
温州市一位经济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温州需要和杭州、宁波对比，要比人才、环境、新的数字经济的爆发力。靠传统的这种增长，哪怕一直都很好，但是别人比你成长得更快，有时候压力就在于比较。我们号称要做浙江的这个铁三角，所以是盯着这个位置来的。
但温州要发展数字经济、新兴产业，还面临着生活成本过高导致人才难留的问题。温州虽然是二线城市，但是有着比肩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均价3万以上的楼盘随处可见，衣食住行等生活开支与广州、杭州也并无差异。
怡联科技总经理、温州市鹿城区第九届人大代表胡亮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此前，他曾做过一个调研，从温州走出去的本科生、研究生回到家乡工作的只有四分之一，其他的大多都选择到了北京、上海、杭州这样的城市发展。
他是温州的一个“非典型”企业家，1996年，他从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毕业，是中国最早一代“码农”。怡联科技是温州本地一家高新技术公司，2017年在新三板挂牌。
（应受访者要求，陈其亮、李韩为化名）
